以前中國人的社會比較保守，在禮教的約束下，男女因不便交往談戀愛，婚嫁之事便要依賴「媒人婆」來幫忙，媒人掌握了很多家庭的資料，包括男、女方的時辰八字、家庭經濟狀況，和婚嫁的要求，在有需要談婚論嫁的家庭之間穿梭和傳遞訊息，最後促成門當戶對的親事。
其實Uber就像昔日媒人婆的角色，Uber掌握了司機與乘客的訊息，包括雙方身份的基本資料、最新的活動狀態和服務要求(例如目的地、費用等)，當乘客要車時， Uber便將乘客與司機的資料作出配對，然後向兩方提交所需訊息，彼此同意對方的條件後，便形成了供求關係，但整個過程司機和乘客之間卻没有任何金錢交易，只是各自做回自己的角色，即乘客與司機角色，而Uber作為提供訊息和資源的中介者，就理所當然負責處理由服務所產生的費用。
Uber在香港出現後 ，的士業界人士擔心對經營帶來威脅，尤其是的士的持牌人或的士商人的反應最強烈，的士牌照向來都是有限額的，所以的士牌是一個十分值錢的資產，甚至吸引了不少投機者參與炒賣，如今市民可以透過Uber 直接call 的士，無形中對的士牌照的限額制度打開了缺口，的士牌的價值自然就會大跌，的士的租金相信也會受到影響，投機者損失慘重，反彈豈會不大。
其實的士行業一直存在著一個十分不公平的現象，在的士牌照限額制度下，最大的得益者是車主或的士商人，一個典型的剝削階級，他們除了炒賣牌照之外，的士司機成為他們的生財工具，的士司機終日奔波所得的收入，有一半是被車主像吸血鬼般抽去，扣除了昂貴的車租和其他成本之後，剩下的才是的士司機所有，所以的士司機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怎可打破上述那種不公平的現象，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愛爾蘭行之有效的經驗。在愛爾蘭，的士行業沒有牌照限額制度，任何人如有興趣加入的士業行列，首先要通過的士公開試，便可向當地警方申請營業准照，同時一次過向政府繳付6000歐元營運費，並為自用車購買一份營業車保險和裝置認可的計程咪表後便可開始做生意，自己就是車主，沒有收租的剝削階層存在，如此開放的市場，愛爾蘭的士行業汰弱留強，乘客得到較好的服務，而的士司機也不會因租金負擔太重而被迫消失於業界中。
最近，港、澳兩地警方相繼對Uber司機進行檢控，但拘捕行動卻無法理依據，司機提供服務，全程並沒有向乘客收取任何費用，故不屬於開「白牌車」的行為，警方何處有入罪之理。雖然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司機和Uber有觸犯商業串謀的嫌疑，但政府一日不將的士牌份額制度打破，的士司機一日都脫離不了車主的剝削，而市民一日也得不到稱心的服務，所以站在公眾利益的立場，特區政府應以尋求最大的公眾利益為目的，把Uber模式合法化，讓不公平的牌照制度慢慢被取代而消失！
如果的士行業能早日採用開放市場模式運作，市民是最大受惠者，當然一下子要港、澳兩地的的士行業變成一個開放市場是不可能，要剝削階層馬上消失也不切實際，但可以透過Uber的出現，讓的士市場不再因牌照限額制度而被少數人從中剝削圖利，當的士牌照再不是一件奇貨可居的資產時，投機者自然會自動離場，到時的士行業將走向近似愛爾蘭開放市場的健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