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肯尼亞的婦女運動與環保運動的推動者馬塔伊﹐引起了各界的注意。有人不服氣﹐說「環保」與「和平」風馬牛不相及﹐馬塔伊回應道﹕「很多戰爭都為爭奪資源﹕中東戰爭為了爭奪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戰爭為了爭奪礦產﹑木材。我認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眼光已超越了戰爭本身﹐已到達如何防止戰爭發生的層次上。…善用資源﹐我們便播下和平種子」(“和平獎得主﹑肯尼亞「樹女」綠色抗暴—Wangeri Maathai”, <<明報週刊>>1875﹐ 16/10/2004﹐頁50) 馬塔伊的理解﹐在諾貝爾評委會的評論中得到更多的闡述。她/他們說﹐馬塔伊是「用神聖的方式讓可持續發展與民主人權﹐特別是女性權利﹐擁抱在一起」和「把科學﹑社會責任與政治活動結合起來﹐她的策略遠不止於保護環境﹐而是確保並強化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非洲環保女鬥士奪和平獎”<<明報>>A20﹐9/10/2004)
的確﹐對很多人來說﹐「和平」是一個相對「戰爭」(特別是各種圍繞著民族國家的衝突)的概念﹐而針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想像﹐又大多是男人的﹑個別知名的人士的或西方的。例如﹐一談到這個獎項﹐我們或許會想起如前年得獎的前美國總統卡達﹐而不會想到一名從事環保工作的肯尼亞女性(雖然她不僅種樹﹐還擔任副環境部長) ﹐更不會想到一些針對家庭暴力而積極投入工作的基層婦女。這當然首先歸咎於這個獎項的歷史。在過去百多個的獲獎者中﹐只有12個(包括馬塔伊)是女性﹔在這12個女性當中﹐不是政治界的精英(如1991年獲獎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1976年獲獎的反動北愛爾蘭宗派暴力的威廉斯(Betty Williams)和科里根(Mairead Corrigan)等) ﹐便個別出名的婦女領袖(如2003年獲獎的伊朗人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1979年獲獎的在印度扶貧的達蘭修女(Mother Teresa)等) ﹔而從獲獎人士的國籍或族裔看來﹐早期還更多是來自歐美國家的(例如分別於1931年和1946年獲獎的阿扎姆斯(Jane Addams)和鮑爾奇(Emily Greene Balch)均為一個名為「促進和平自由國際婦女協會」的組織的美國國際主席)。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由男性和精英主義主導的諾貝爾和平獎所體現的和平概念﹐大多離不開防止國族或意識形態衝突﹐以至修補這些衝突和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如地雷﹑疾病﹑不安全﹑冷戰等。雖然偶爾出現一些如德蘭修女﹑無國界醫生這樣的獲獎者﹐但也很難突破主導的「和平」概念。
這次馬塔伊獲獎﹐雖然仍然帶有某種精英色彩﹐不是因為她是肯尼亞的副環境部長﹐或者是拿過美國大學的生物學博士學位﹐而是突顯她的個人成就﹐不過﹐她以及「綠帶運動」的婦女參與者﹐雖然仍然需要針對政治強權和發展主義給生態帶來的禍害﹐但正如今屆諾貝爾獎評委會所指出的﹐「她的策略遠不止於保護環境﹐而是確保並強化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這裡所指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的基礎﹐我想必然離不開那些在參與種樹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婦女的人文生態﹐即她們從運動中獲取的人權和婦權意識﹐將成為她們持續這些工作的動力﹐正如馬塔伊在一個訪問中所說的﹕「我們有權擁有一個清潔和健康的環境﹐那是不容侵犯的。我們有權取得清潔食水﹐假如有人污染河流和摧毀河流週圍的樹林﹐那他們便間接侵犯了我們享受清潔食水和空氣的權利﹔我們教人﹐享用一個理想環境的權利根本就是人權…我們的傳統中﹐婦女扮演十分有份量的角色﹐男性的角色也同樣有份量。可是﹐殖民地政策叫我們的男人和女性都無法發揮自我﹐變得無能。…s所以﹐提高女權並非新事物﹐那只不過是回復舊觀。”(< <明報週刊>>1875 ﹐頁50)
可以看到﹐馬塔伊是把保育環境和提昇權利意識作為防止一般為爭奪資源而發動的戰爭的策略﹐而環保工作與婦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結合的。不過﹐「善用資源﹐我們便播下和平種子」這樣的理解或者可以暫時堵住批評她獲獎的人的口﹐然而﹐如果我們仍然傾向把「和平」跟防止「戰爭」扣連在一起﹐那麼﹐我們對於和平的想像空間會停留在防禦性的層面上﹐而不能全面發揮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1999年﹐「美國和平學院」(US Institute of Peace) 曾經召開一個有關婦女與和平的研討會﹐與會者提出這樣的觀點﹕「把和平定義為 “非戰爭” 所忽略的是婦女在非發生政治暴力衝突或者是衝突發生後的時期所面對的各種暴力﹐包括家居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暴力…也未能針對構成暴力衝突背後的不均權力關係問題。」(Donna Marshall 2000: “Women in War and Peace: Grassroots Peacebuilding”, US Institute of Peace) 她們認為﹐和平應該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文化與生活方式包含對平等﹑公義和權利的尊重﹐讓所有人(特別是最容易受到暴力衝突所傷害的基層婦女)都能夠享有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與發展機會。這類從基層婦女的實踐經驗出發重新定義和平的努力﹐在一個正在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中得到伸延。
這個「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由瑞士一些參與和平工作的婦女發起﹐並得世界各地的婦女運動活躍分子的支持﹐目的在於通過提名1000位一直在不同崗位上推進和平工作的婦女評選明年諾貝爾和平獎以及進行相關的研究和紀錄工作﹐重新界定和平的概念和內涵﹕「和平」不僅是簽署和平協議﹑ 停火或國界元首握手言和﹐而是將之放入日常生活中﹐視每個投入締造一個安然的社會的人的工作為和平工作﹐即和平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防止」戰爭﹐而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這樣的和平理念﹐既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也體現集體或基層力量的重要性﹐這樣﹐千千萬萬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努力和貢獻便更容易被鄣顯。這個提名特別強調基層婦女的貢獻﹐原因在於她們是最受忽略的一群﹐而她們的工作也最不受注意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由于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計劃﹐中國(包括大陸﹑香港﹑台灣和澳門) 的民間力量 也首次可以參與其中﹐而被邀請推動中國和蒙古地區的提名工作的劉健芝博士﹐不僅是一位文化研究學者﹐還是長期參與婦女與發展工作的積極分子﹐對婦女與暴力的問題很有研究﹐並且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基層工作活躍分子保持合作關係。提名工作剛結束﹐負責協調中國各地的提名和研究紀錄工作的香港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與發展部「性別與日常生活」研究項目﹐將會在收到的100多位被提名的和平婦女的基礎上﹐在各地舉辦相關議題的研討會﹐深化針對中國語境的婦女與和平的討論。
可以說﹐今屆馬塔伊的得獎﹐以至她與諾貝爾評委會的言論﹐不僅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和平」概念打開了新的視野﹐也為包括我們這一群嘗試從性別的角度推動新的「和平」概念的討論的人士打了一支強心針。雖然像馬塔伊那樣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推動和平工作的千千萬萬婦女﹐不需要諾貝爾獎來肯定她們的貢獻﹐但諾貝爾獎作為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具象征意義的獎項﹐的確可以引起較大範圍的關注與討論﹐有助新的方向的和平工作的推進。不過﹐「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並不是以是否獲獎來衡量這個計劃的成敗﹐而是著重推動提名與研究紀錄工作過程所產生的討論﹑關注與投入。明年10月﹐就算代表著千萬婦女的一千名被提名的婦女未能獲獎﹐我們也走前了一步﹐以實際的行動推動包括香港在內的和平文化建設。
作者:
陳順馨
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與發展部「性別與日常生活」研究項目統籌人
「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詳情
或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與發展部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