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保祿二世在位時，教廷曾為其在歷史上的迫害異己行為向世人道歉，亦致力修好與其他信仰社群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教會卻在同性戀與墮胎等問題上採激烈的排他立場，更曾出現自由派神職人員遭清洗出梵蒂岡權力核心的事件。這些矛盾表現，正好反映了天主教會內開明一翼與保守一翼之間的張力。兩派間的競爭，或會在新教宗選舉中白熱化。
在過去兩世紀，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或改革者，總愛批評教廷乃阻礙社會進步的保守勢力，甚至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幫兇。但只要我們認真考察一下教會近幾百年來的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些指摘只適用於教會內保守的一翼。天主教中較開明的派系，其實曾對推動西方的社會、政治改革與不同文明間的和諧共存，作出過重大貢獻。
例如在17世紀，當荷蘭、英國等地的新教徒在全球掠奪天然資源與勞動力之際，梵蒂岡卻展開了一個全球傳道工程。當時負責這項工程的耶穌會，並無採取真理在我手的權威姿態向異教徒傳教，相反，他們認為世界各民族在上帝面前皆擁有平等的被救贖機會，各族的獨特文化體系，只是同一個普世真理的不同表述而已。
根據這一神學理論，耶穌會教士每到一個地方傳教，必會先入鄉隨俗，細研當地文化的精髓，然後找出當地文化價值與聖經教誨間的共通點，他們亦容許當地轉信天主教的信眾過與本土文化相適應的宗教生活。另一方面，耶穌會教士也積極將各地文化介紹到歐洲，希望歐洲人可通過比較不同文明體系而更了解不同文明背後的普同真理，從而不斷修正對聖經的闡釋。
耶穌會的全球傳道工程
耶穌會教士的活動，大大促進了17、18世紀全球各文明之間的交流，他們將當時西方在科學與地理學上的新發現介紹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紡織技術，特別是中國的儒家哲學與考試、文官制度介紹到西方去。
耶穌會以開放心靈平等對待不同文明的態度，也反映在歐洲耶穌會學校豐富多元的課程上。不少啟蒙運動的先鋒如伏爾泰，均畢業於這些耶穌會學校。各種異國知識帶來的啟發，與他們後來萌生對歐洲既存秩序的質疑，不無關係(有關亞洲文明通過耶穌會傳教士對西方啟蒙運動的貢獻，可參考芝加哥大學教授DonaldLach的三大卷經典《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但當時教會內，也存在與耶穌會對立的其他教派，如道明會(Dominicans)與詹森派(Jansenists)。他們認為歐洲以外所有文化體系均屬異端邪說，天主教徒必須將之全面剷除，上帝的真理才能照遍全球。耶穌會教士在17世紀成為教會內的主流派，但在18世紀則在與其他教派的鬥爭中敗下陣來。在隨後的200多年，尊重不同文化體系的開明神學觀與唯我獨尊式的保守神學觀之間的鬥爭，一直是教廷權力鬥爭的主軸之一。
新一屆教宗將令教會成為締造多元和諧世界的進步力量，抑或會將之變成全球右翼保守力量擴張的一部分？實在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孔誥烽
明報 2005-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