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英文版自去年底出版後， 引起不少爭議，有評論人認為傅對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及反右運動的責任不夠批判譴責，也有批評指此書並沒有對鄧小平的一生作道德評價。傅高義坦然說：「我先不去作價值判斷，先從不同歷史資料入手，再通過訪問有關人仕，公平地鋪陳事實。我嘗試從鄧小平的眼光理解他考慮甚麼，為何他會如此選擇。但我不一定同意鄧的觀點與選擇。」
《鄧小平時代》確是一本嚴謹的著作，客觀地陳述了鄧小平的一生，沒有隱惡揚善， 82歲的傅高義自1961年起從事中國研究，《鄧》書是他花了十年光景的成果，參考資料紥實，訪問了中外學者、黨史專家，訪問了在鄧小平及同代領導人手下工作過的幹部，和高幹子女(包括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陳毅、紀登奎、宋任窮、萬里、葉劍英、余秋里……等人的子女)，當中有鄧的仰慕者，也有嚴厲批評者。
《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厚達六百多頁，但可讀性甚高，作者著述平實，屏棄語意不明的中國政治術語，一般讀者也能像讀小說般亳不吃力地了解。「寫作要簡明，不必上大學也看得明白，我希望普羅大眾也能了解這段歷史。」傅高義笑說。
傅高義認為：想了解鄧處事的態度及價值觀，就要從他早年的經歷開始。「14歲那年，就讀於四川廣安縣中學的鄧，巳走上街頭參與五四運動示威活動，他接受了那時代的民族主義救國概念。19歲那年, 他去了法國親身體驗到工人的苦況，親眼目睹貧富差距，共產主義給他一個有力的解釋。」到 22歲，鄧小平逃離巴黎，跑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培訓，據解密的蘇聯檔案，蘇共對鄧的評價是：「嚴守紀律，做事一貫的人」，鄧當時的課堂作業也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乎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這與他日後的表現互相切合。
傅高義認為：鄧的軍旅經驗，建立起他處事的風格。抗戰期間，毛澤東在遠離前線的延安思考理論時，鄧卻身在前線太行山擔起實務。「鄧講求服從紀律，但又放權前線將領。講求團隊班子，達不到目標便換人。一人陣亡隨時有另一人補上，以大局考慮，同志建基在共同的目標，不以友情為念。」傅高義指，鄧對部下甚嚴，打起仗來為求勝利不顧一切。國共內戰期間，劉伯承與鄧奉命進軍大別山，軍中缺少禦寒衣物，鄧清楚必然死傷慘重，也義無反顧進軍。
鄧很年輕巳深明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鄧25歲在廣西起義失敗，與他共事的領導人不是死於戰鬥，就是被懷疑通敵死於黨內清洗，期間妻子張錫媛與新生兒也相繼去世。到26歲時，鄧便經歷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甚至他的新婚妻子也加入批判他，並與鄧離婚另嫁。據說在這連番打擊，使他由開朗愛說愛笑，變得內斂寡言。
傅高義指出：「鄧一直有強烈意志：以『大局』為重。任何個人，都是次要。為求目標，不論是士兵還是同志盟友，若失敗就要靠邊站，由他人取代。胡耀邦、趙紫陽亦然。」
政治改革一直由鄧小平主導，趙紫陽希望多些空間，但1986年後，鄧巳轉趨審慎。鄧曾經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一直有意推動黨政分家，但他的概念不是西方式民主化，而是黨抓大方向與人事，日常運作交予專家。鄧說：改革的目標，是「保證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
「鄧小平講的『黨內民主』，是有鑑於大躍進年代，黨內人人不敢講意見，所以他希望黨內應容許有意見有批評，可提出討論解決方案。但鄧絕對不容批擊黨的威信。」傅高義指出：「正是鄧小平這種『黨的威信絕對不能動搖』的信念，使他不願撤回「四二六社論」，並認為鎮壓是唯一選擇。」
傅高義認為：鄧最大的錯誤是1988年闖價格關，造成 30% 以上通脹。加上當時鄉鎮企業，從政府國企獲得原料資金自肥，「官倒」把社會財富裝進官員自己口袋，守法的幹部職工，收入卻停滯不前。通脹失控，使憤怒升級，年事已高的鄧小平，未有如以前的改革闖關般，掌握民情脈膊，及時調節，加上胡耀邦去世觸發民怨爆發，造成1989年的悲劇。
文革之後，很多人仍怕被批搞資本主義，鄧很清楚：幹部若要嚴格執行法規, 就沒有人敢改革經濟。九一、九二年間，政治上難以推動幹部再闖經濟增長，但鄧認為，不加快經濟增長，黨的統治會陷入危險，1990年初鄧對江澤民說：「人民現在為甚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
傅高義在全書結章點出，鄧需要敢闖的幹部，只要他們能使經濟增長，他鼓勵幹部不要怕犯錯誤，他甚至允許一些地方幹部「先富起來」。
在這種背景下，幹部謀私利的機會無處不在，開發商與幹部勾結，迫遷居民，從領導角度看，是有效率地使企業開工，帶來經濟增長， 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部份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比西方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可怕，但廉價勞力卻吸引外資，制造就業機會。俗語有云，毛澤東年代一切「向前看」，鄧小平時代一切「向錢看」。鄧小平留下一個沒有對公私利益嚴格區分的社會，一個無章法的社會。
這種種問題，正是鄧小平以後的接班人長期要面對的挑戰。
「毛澤東靠打贏內戰, 趕走外國帝國主義和統一全中國取得統治的合法性. 鄧小平獲得合法性, 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亂之後恢復秩序, 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 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在這個新的時代, 鄧小平的接班人該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壓力的原因是, 他們沒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敗的氾濫, 也沒有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採取更多的措施. 克服這些問題將來有可能變得更為困難: 在全球經濟危機中, 中國面對的風險是, 很大部份人還沒有機會享受早先經濟增長時期帶來的好處, 經濟就陷入滑坡. 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 中國領導人必須從經濟增長以外尋找合法性來源, 抓緊在解決某些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減少腐敗和不平等, 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醫療和福利, 想辦法證明在選拔官員時是尊重民意的.」(635-6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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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 - 1) 資料紥實, 有根有據; 2) 著述平實，屏棄語意不明的中國政治術語; 3) 八十年代「改革」的實況 (尤其是鄧小平與陳雲的角色); 4) CCP的管治模式, 由毛至鄧一直影響中國政治運作傳統的無形之手. 從而追索今日中國與明日香港的管治邏輯與潛規則.
有關 (4) 點亦與Heilmann和Perry合編及著有、哈佛大學2011年出版，名為《毛澤東的無形的手：中國適應性管治的政治基礎》一書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