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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社會論壇思考香港社會論壇

今期 “全球聯陣報”,以將於12月舉行的 “香港社會論壇” 作專題。
尚有大量精彩文章:

‧從抗議世貿到香港社會論壇
‧超越身份政治──兼論香港社會論壇的意義
‧全球正義運動的正面主張
‧世界社會論壇──另類全球化的想像
‧ 印度社會論壇直擊…等多篇

網址如下:www.globalnetwork.org.hk/modules/wfsection/

從世界社會論壇思考香港社會論壇   阿丙

在今年2006年12月,香港將舉行首屆社會論壇。也許大家會問,在香港舉辦社會論壇的意義何在?社會論壇到底可以怎樣舉行?社會論壇的舉行到底可對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帶來甚麼影響?由於香港的論壇還未開始,對此不能妄說,但世界社會論壇已有多年經驗,對此多加認識,也許對香港的論壇能帶來一些思考。

為何會出現世界社會論壇?
首屆世界社會論壇在2001年於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舉行,參與者來自117個國家,人數過萬。他們的一個共同訴求是反全球化,或更精確是反對以美國及世貿等國際組織為首推行的企業全球化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

雖然美國等發達國總強調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但經過80’s 以降,新自由主義提倡的私有化,巿場化,去國家規範等政策,卻帶來全球性以及發達國內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問題嚴重惡化、環境破壞,和對公民權利的侵蝕等。例如,全球最富20%人口財富在1960年是最窮20% 的30倍,但到1989年竟升至60倍。又如,只有20%的發達國人口卻占用了7至8成的各類能源和資源消費,糧食消費亦達6成。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個不能抹殺的原因是現今世界經濟秩序的遊戲規則主要是由發達國的財團和利益集團設定。例如發展中國家的土地私有化,為發達國的農畜業帶來更低廉的經營成本,卻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從而觸發像墨西哥 1994年在Chiapas 的薩帕塔運動,誓要維護土地的使用權 (不同於擁有權) 。又或巴西的 Landless Movement ,數百萬計巴西農民將被政府奪去卻荒廢的土地奪回用作開墾。這些都是各地人民對新自由主義那只顧企業利益而不理人民死活政策的強烈反抗。當中在薩帕塔運動組成的 “Peoples’ Global Action” ,更成了世界社會論壇的重要骨幹。

除了南方國家對企業全球化的反抗,北方發達國亦同樣對此以跨國企業利益為先的全球秩序越加不滿。當中1999年11月西雅圖之戰 “Battle of Seattle” 更被視為反全球化的里程碑 (看,就連全球化的最大得益國也出現大規模抗爭)。當時世貿會議正舉行,約5萬名反全球化人士集結巿內通道,於酒店門口向各代表表達不滿,將會議條款帶來的禍害向各代表講解,最終使會議癱瘓告吹。

西雅圖之戰一大意義是發達國人民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正視和擔憂,當中憂慮在後數月出版的 “No Logo” 一書作了深入討論。例如很多大企業為盈利追求而漠視勞工權益和生態破壞,像 Nike 的生產線從美國本土遷往台灣,然後菲律賓,再遷往勞工待遇及環保條件更差的大陸,正顯示商業原則已不斷侵蝕勞工權益和其他社會價值。又或美國某中學為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資助,竟要求學生於某活動日同穿該公司 T-恤,有名不從的學生竟被要求勒令退學。這些事件顯示的是跨國企業對公民生活層面的粗暴干涉 (像教育權)。 “No Logo” 隨後更被譽為反全球化的 “天書”, 成為對企業惡行、商業邏輯批判的重要參考。

由此可見,在2001年1月首次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背後是南方和北方人民對發達國和跨國企業主導的企業全球化不滿的匯聚。尤其會期選擇1月,便是為了跟同期於瑞士舉行的 “世界經濟論壇” 對著幹。是對這等國際經濟組織表面民主,但實則被大企業宰制的世界秩序說不。

世界社會論壇還有甚麼議題?

除土地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政策,亦導致包括發達國在內的各地人民權益受損。例如公共服務像教育、醫療的私有化,正侵蝕所有國家人民接受教育和醫療的權益。

又或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放任金融政策,為全球資本巿場帶來極高風險成本,例如從 1990至2002,全球出現的金融危機達90多次,可從中獲利的卻只是那30多間銀行,大部份為美資。像我們熟悉的亞洲金融風暴,多個巿場巿值幾近跌半,金融財團將各國經年積聚的財富一瞬掠去,就是因為全球游資量達全球資產總額的50倍。金融投機帶來如此大破壞,正是金融流動完全自由化的結果。故此,世界社會論壇的其中一項訴求是對游資的限制,像貨幣交易稅 “CTT currency transaction tax” ,或稱托賓稅。

此外,世界社會論壇亦提出諸如反戰、環境保護、持續發展、減免發展中國家債務、反對教育、醫療、社福等服務商品化,禁止生物專利等,成為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的12條《阿雷格里港宣言》。

世界社會論壇帶來了甚麼改變?

雖然世界社會論壇不是官方法定組織,沒有法定權力。但從2001年至今,經過多年努力,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例如,巴西總統勞拉在03年,便曾被邀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將發展中國家面對的農業問題,貧富國的資源不均等問題帶出,並得發達國集團承諾正視農業議題及成立給第三世界的發展基金。這亦算是逼使富國正視發展中國家在現今經濟全球化下面對的問題吧!

此外,在2005年,發達8國 (G8) 達成一項減免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方案,金額聲稱達400億美元,受惠的18國主要是非洲及拉丁美洲最貧窮國家,當中不少是近半人口處於絕對貧窮狀態 (像盧旺達、莫桑比亞),國家開支大量花於債務利息支出。雖然減免債務的受惠國有限,但亦算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再如貨幣交易稅 (CTT),正如法國ATTAC 副主席 Susan George 所言,CTT在數年前仍只是烏托邦,但今天已變得越來越有可能實現。因CTT 正越加被視為一個贏贏方案。對發達國而言,近1.5兆美元是花於外匯儲備,若實施CTT,儲備量可以減半,富國企業亦能減低金融風暴的風險;又或對發展中國家言,像巴西花於外匯儲備是500億美元,一年回報約2%,但同時卻支付13% 的債務利息,CTT 的實施可減輕這類國家大量利息開支。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時已率先通過CTT立法,可作為其他國家的參考。

世界社會論壇給香港甚麼啟示
正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憑籍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力量將有損各地人民利益的政策強加各國政府,世界社會論壇仍能發出另類的聲音,將屬於人民的角度重新發放,當中可帶出很多思考。在此,我想提出兩點:

1、 論壇應保持開放,達致更大的連結。
論壇的特點,是極多各類不同團體的參與,除了關注議題的不同,像反戰、婦女、青年、勞工、環境等,團體的差異亦同樣體現在訴求的不同。例如一些歐陸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像當地 ATTAC,更多以壓力團體的角度,以改良現行體制為目標,如托賓稅可視為改良資本主義。相反,一些團體像 “Peoples’ Global Action” 則更渴望建立資本主義以外的另類體制。當中差異,如何處理呢?
論壇的處理方法,就是尋找大家的共同目標,然後共同為這些目標奮鬥。例如對 “Peoples’ Global Action” 而言,托賓稅也許不過是對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的修修補補,不過短期策略,但這並不成為分道揚鏢,各謀其事的原因,因為對論壇的組織而言,團結一致才是力量。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此高度宰制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稍作動搖,為各地人民多爭一分福祉。

2、 論壇該以道德重建為己任
世界社會論壇面對的,不單是新自由主義透過不同國際組織施行的制度暴力,更是那唯巿場與競爭為大的文化暴力。論壇的一大責任,便是將這套論述進行批判,並將我們的自我理解,社會觀,世界觀進行思考。例如世界社會論壇一有名口號: “人民先於利潤”,直是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有力回應。又或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對大地資源便曾有這樣的說法: “自然是神的財產,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屬於神的東西怎能私有化呢?” 這不禁讓人想到,人總是匆匆而過,最後真的能 “擁有” 甚麼嗎?這印第安人的智慧,不正是全人類的智慧嗎?

對於香港,我們又有怎樣的渴望呢?是那一切以錢作衡量的 “中環價值” 作主宰?還是能做到老有所依,幼有所養,工作有尊嚴,生活有自主呢?這個便要看大家了。

延伸閱讀: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