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一本參考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中，一個將中國共產黨稱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標題，幾乎把我們香港人所有對中央直接統治的憂慮都放了上枱面。為了反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九月的推行，以學民思潮為首的一眾學生、家長、教師以及關心我們下一代的各界人士都在幾天前開始，聚集在政府總部門外，要求政府正視我們關心、切身的問題。
我們擔心的不只是仍是學生的我們，而更包括了我們的下一代。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不是沒有過矇矓的階段。在這些階段中，我們自己掌握的人生觀、世界觀，大部份都是由家庭、學校及朋友圈中逐步建構出來。在這段需要「指導」、「教育」的時間，我們接受了什麼訊息，都決定了將來我們對生活、家庭以及政治的取態。
在今次「反洗腦」浪潮的高峰中，看到有學生冒著健康風險，以絕食來抗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他們付出這些代價來保衛的東西，實在使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什麼是「洗腦教育」，到底我們反對的洗腦，是怎樣的洗腦？
面對這一個問題，我們不妨首先從我們對命題的定義入手。簡單地說，主流「反洗腦」組織口號中說的洗腦，是一種強制地要「教育」受眾的手段。但是當我們仔細一想便可發現，我們從小所經歷的各種學習，不論是由父母、朋輩或是學校而來，它們不約而同地都是希望向我們傳遞一種「他們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我們卻很少會把別人對我們的這種「教育」看成是一種洗腦的手段。
眾所周知，香港最主要的辦學團體都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其次才是慈善團體，在那裡的學生不論是否有宗教信仰，他們也需要在各種集會中，參與一系列如祟拜、唱詩、唸主禱文等禮儀。甚至在絕大部份小學生連青蛙、小狗的認知都只停留在常識課的圖畫時，他們已經懂唱「天父愛我萬不錯，因有聖經告訴我……」然後，他們的世界觀便由個人生活，慢慢轉變成在教會裡面的屬靈生活，把基督教的價值觀轉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在這裡筆者不是想要質疑到底天父是否愛我們、我們應不應該接受這種價值觀，而是只是想借著這個例子，重新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洗腦教育和一般教育的根本分別在那裡？什麼是洗腦？
綜觀歷史上各個國家洗腦機器的運作模式，相信有對歷史稍作反思的同學也會知道這樣的一個事實：希特勒也是由「理性」的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他的政府是一個(起碼在最初)民心所向的政府。能夠選出納稅黨的選民，筆者相信絕對他們的智力絕對正常，相反地，他們更是有絕對合理的歷史因素(一戰戰敗、戰後經濟問題等)使他們投上他們的英雄希特勒一票的。當中造成這一個事實的，無疑便是希特勒在競選時向外宣傳的「國民教育」。當然，作為事後孔明的我們，總能說希特勒競選時發出的「教育」(改善經濟、重振國威)是洗腦式，而且是沒有理性的：在根本上，屠殺猶太人與否與能否改變德國困局沒有關係。假若這一個例子放在今日看，我們又有多少人能放下對面前問題的概有答案，而去問問到底現在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今天我們面對的主流口號是這樣的：大陸人是蝗虫；共產黨是暴政；香港官商勾結……往往我們會接受了這一個概有答案，然後深惡痛絕，但有多少人會問：到底這些事情背後，有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些事實發生？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寫道：「登上勝利寶座的人在凱旋的行列中入主這個時代，當下的統治者正從匍匐在他腳下的被征服者身上踏過。按照傳統做法，戰利品也由凱旋隊伍攜帶著。」他在這裡提出的觀點很簡單，歷史(真理)總是由勝利者所寫，「真理」的傳統是站在意識形態的控制者那一邊。我們所學習的世界觀，其實只是一套以勝利者身份出現的主流邏輯。以我們初中所念的經濟科為例，所有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將一切追求利益的原因歸結為一個不證自明的公理：「在資源有限的約束下，如果一個經濟當事人是理性的，必追求其各自經濟利益最大化」。簡單地說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觀點是在一種在資本主義至上的學術文化中被建立出來，而且亦為了我們求利而不擇手段而提供了最合適的理由。但是，我們又不禁問一句：這是必然的嗎？
對洗腦的定義，自由的維基百科是這樣寫的：
「洗腦，也稱「再教育」，是通過各種手段改變一個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為，多用於政治，宗教以及商業。洗腦與宣傳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洗腦具有強制性，長期性和非對稱性（即阻止被遊說者接觸對立的消息）的特點。」
這裡值得強調的一點，是洗腦教育之所以和正常教育有分別的性質──強制、長期、非對稱。而最後有關與事實不對稱的這一項特性，更是我們能運用理性反對它的關鍵。如果我們缺乏這種問清楚別人的陳述與事實是否相符的動機，單單任憑正義的直覺去行動、去說話；自我感覺在我的行動中，真理便在我的背後了；那麼我們所做的，和被洗腦的人所說出的夢囈又有什麼分別？以一個被洗腦而不自知的狀況去說我們要反洗腦，這又真的合適嗎？
說到這裡，我想要重申一下我們的立場：我們不只要反對包含洗腦內容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更要反對一切形式的「洗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