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K、腸
編： G、A、Aberdeen
馮敬恩及李峰琦案早前判刑，兩人分別因「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刑事損壞」及「企圖強行進入罪」、以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罪」，兩人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240小時和200小時。這也是繼早前兩宗刑期覆核案後，裁判官首次要考慮上訴庭刑期覆核就非法集會的量刑準則 。
雖然表面上，裁判官認為二人有真誠悔意可考慮不監禁，但在151段，裁判官應用了有關《東北案》及《公民廣場案》兩案的的量刑原則，考慮了當日校委會事件的規模、預謀、人身傷害或財產破壞、暴力程度等因素。在兩宗刑期覆核案中，上訴庭把原本僅應用在暴動案（《公安條例》19條）的《戴志誠案》的原則應用到不同性質的「非法集會」罪（18條），而這次裁判官更首次把同樣原則應用到不同性質的「擾亂秩序」罪（17B條），因此可說遺害甚遠。
案件「嚴重性」考慮是否要有阻嚇性監禁
上訴庭在兩宗刑期覆核案中重判社運人士，亦定下以15個月起跳的量刑標準，令人擔心它會完全扼殺香港示威集會自由的空間。如前文提到，此論調尤以東北案為明顯。楊振權法官在該案中認為，當案件所涉及突發的而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答辯人等有蓄意和嚴重的暴力行徑，沒有證據證明有任何預謀或事前的策劃；這反映了案件的「嚴重性」（註），以及答辯人等完全漠視公眾秩序及安全的取態，因此法庭必須對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給予很大的比重。
是不是每個示威也要有阻嚇性的判刑？
今次案件主要涉及的，不是「非法集會」控罪，而是「擾亂秩序」（公安條例17B條）、「刑事損壞」（刑事罪行條例60條）、「企圖強行進入」（公安條例23條）。另外，與兩單案件不一樣的是，校委會案中沒有人受傷，也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令他人受傷。既沒有「暴力行徑」作為加刑因素；也沒有同等的「嚴重性」。裁判官因此認為，此案沒有需要判決阻嚇性的刑罰。 很大程度上，量刑都是回歸案情，考慮整體案件的所有因素，尤其是今次案件與《梁國雄科學館案》的比較。在該案中，梁國雄夥同其他人強行闖進科學館演講廳舉辦的公開論壇，拍打及拉扯通往接待處的玻璃門，互相角力約三分鐘後，玻璃門被拉開；用一張椅子撞擊木門中間位置及用椅腳撬門，最終木門被打開；眾人進入會場，表達意見。梁最終被判4星期監禁。今次校委會案中兩位學生的案情相近，但他們沒有同樣刑事案件的案底，沒有傷人，嚴重性也更輕，因而沒有給予監禁。
近乎乞求 始判社會服務令之最高端
與其他示威案不一樣的是，兩名被告在社會服務令報告中事實上展示了毫無保留的悔意：馮敬恩表示「對其作出的衝動及帶有惡意的行為感到後悔，不應該使用暴力來達到其目的，欣然接受法律給予的制裁」；李峰琦則表示「因衝動及低估了法律後果所以才犯案，明白案發時他的所作所為是愚蠢的，承諾不會再參加任何的示威行動。」 兩人似乎是沒有提及港大校委會陳文敏案等背景，二人作為學生會多次的抗議、示威以及理念。案件在7月的時候求情逾半後，裁判官才中途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考慮不監禁的處罰。裁判官的判詞中也是假定此類案件應以監禁為考慮點，無疑是大大提高了量刑起點。換言之，在之後涉及《公安條例》的案件，只要示威者認為《公安條例》為惡法，似乎也會以監禁作為起點。
因此，從量刑政策來說，此案是延長了刑期覆核案的壞尾巴：這次是 (1) 控罪不嚴重、(2) 被告有真誠悔意、(3) 參考案情接近的《梁國雄》案、(4) 沒有預謀行事，加上被告有家人支持、沒有案底、有眾多社會賢達求情等等，才判決社會服務令，而在馮敬恩的情況更判以最高端，即2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相比起示威案的初犯者、相比起《陶君行》案中一場傷及30警察的示威所判的150小時社會服務令，這次絕對不是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