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3 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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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歲敘利亞小男孩艾蘭．庫迪伏屍在土耳其海灘的照片震驚全球，令全世界開始真正關注這一場難民潮。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年度報告《全球趨勢》顯示，直至2014年底，單是敘利亞難民已達4000萬人，當中並不包括其他國家的難民，例如因蘇丹內戰而四處逃難的蘇丹人。這場難民潮固然要思考應對之策，幫忙難民解決燃眉之急。[1] 但放遠目光，我們亦要思考從這場危機中看到的本土思潮的興起。
英政府態度軟化 宣布逐步接收敘利亞難民
敘利亞難民起初是逃亡到鄰近的中東國家，但現時這些國家已經無法容納更多的難民，再加上敘利亞難民亦希望逃亡到更發達的歐洲國家，於是歐洲便開展了一場難民潮。根據《都柏林公約》，難民必須在抵達歐洲的第一個國家就申請庇護。至於作為在歐盟中較發達的英國，對於收容難民的態度卻顯得強硬。早在今年8月，英國國會同意額外提供700萬英鎊，加派人手，來維持英法隧道的治安，防止難民由法國逃往英國尋求庇護。[2] 直至艾蘭．庫迪的伏屍照震驚全世界後，英國政府的態度才得已軟化。在照片發布數日內，20多萬名英國人簽署國會請願，要求保守黨政府立刻接收尋求庇護者。在一片的指責及輿論聲下，保守黨政府不得不向人道主義的旗幟讓步，首相卡梅倫終於被逼表態，說「英國應該做得更多」，並宣布將於未來五年內容納二萬名難民。
英國本土政黨堀起 強烈反對收容難民
歐盟國反對收容政策的聲音有增無減，當中包括了英國國內的本土政黨。歐洲難民潮一事，為這些本土政黨帶來表現的機會。以英國近年新崛起的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為例，它是英國的極右政黨。其黨前國會候選人Peter Bucklitsch 對歐洲難民潮的言論更令人咋舌：「這個男孩（艾蘭）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為父母貪圖歐洲的安逸生活，插隊是要付出代價的。」 雖然筆者認為 Peter Bucklitsch 的言論是太過偏激，但這個政黨還是有不少的支持者。先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英國獨立黨在73個議席中，獲得24個議席，成為議會內第一大黨，總得票數比工黨和保守黨為多。後來在2015年的英國下議院大選中，雖在單一選區制下僅得一席，但得票數為全國第三。從數字可見，獨立黨並不是曲高和寡，既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在英國的政治勢力中也有著一定的地位。
從左到右 英國主流政治大右轉
英國獨立黨的崛起，也不是無跡可尋。二戰後的歐洲，法西斯這種主張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仇外主義、反民主和極權政體的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幾乎是一道禁忌。納粹分子的陰影，在歐洲人心中難以磨滅，他們渴求和平，因而支持戰後共識。戰後共識是當時各國團結歐洲的政策。歐洲汲取了納粹德國的教訓，認為由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及貧窮問題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政治本錢，造就了威瑪共和國的崩潰和納粹德國的崛起，導致二戰。戰後共識標榜資本管制、全民就業和福利國家，為當時經濟受到重創的各國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因而成為了歐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當然英國也包括在內。所以極右意識在過去長期被主流政治排拒。然而這種情況在冷戰結束、歐盟體制持續擴大下，開始出現了逆轉。
自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主流政治來了個大右轉。在新自由主義下，戴卓爾夫人大力打壓工會，堅決削弱工會勢力的手段，例如提高進行罷工的門檻，工會若未得工人投票授權，罷工便屬違法。戴卓爾夫人對工會連番打壓不止令左派失勢，還令有組織的新法西斯主義抬頭。在英國，新自由主義主張福利國家制度應該被撤銷，提倡以全球化來運用全世界的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等。極右政黨於是乘勢而起，他們將新移民、難民等外來者標籤成「社會寄生蟲」，認為他們都是貪圖福利、跟英國人搶飯碗等。再加上歐盟在九十年代起，已經不單單是經濟共同體，而是趨向過渡至政治共同體。歐盟國家包括英國在內的人民，開始有更多的輸入輸出，加深了他們對於「外來者」的恐懼。因此，右翼勢力開始抬頭，逐漸在英國的政治光譜內成形。再觀現今的英國獨立黨，其「脫歐」的論述，深得英國選民的歡迎。在歐洲一體化的局面下，大量移民湧入英國，與本地人爭福利工作，影響民生，已引起英國人的不滿與反感。執政保守黨為了回應英國民眾的不滿，挽留選民，在歐洲議會選舉前的兩個月，已提高了歐盟移民申請福利的門檻。但從選舉結果可見，英國的「政治孤兒」終於找到了依歸。在同樣不滿保守黨和工黨的情況底下，不少英國人把票送給了獨立黨，反映出英國人極度不滿保守黨的親歐政策，轉向支持主張要求英國脫離歐盟的獨立黨，令獨立黨在是次選舉中大勝。
英國右翼 香港本土 殊途同歸
先不評論英國獨立黨是否極右政黨，其主張「英國人優先」的政策，其實是聰明之舉。因為「英國人」三字，是代表了所有英國人，而不單是工黨代表的勞工階級，或是保守黨代表的資本家。獨立黨的選民基數，已比傳統兩黨的為大。普遍的英國人，理應會被它的愛國情操所感染。英國的右翼政黨，在本質上，其實與香港的本土派別殊途同歸。香港本土派的興起，就是因為香港不斷被赤化以及本土文化受到衝擊等情況下所孕育而成的。本土意識同樣提倡本地人優先，提出香港人應該優先分配香港資源，反對新移民政策。而近年來，本土組織的確有越來越受香港人歡迎的趨勢。
戰後難民社會 初育香港本土思潮
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思潮，要同樣要追溯到二戰。二戰期間，香港被日軍佔領了三年零八個月，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再加上期後的國共內戰，使香港當時成為了一個「難民社會」。因國共內戰逃難到香港的大陸人數量激增，令當時殖民政府開始實施嚴格的入境管制措拖。這無疑反映了當時的政府是有意識先保障本地人的權益，為本土思潮奠下了基礎。事實上，戰後的香港，出現了針對殖民地政府的議政及行動組織，當中包括以馬文輝、葉錫恩、貝納祺為首的香港革新會和公民協會。這兩個組織成為香港戰後初期主要的民間反對力量，專門批評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公開要求改革香港的政治制度和進行以失敗告終的「楊慕琦計劃」底下的民主化。
其後，在六七十年代發生的兩件重大事件：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以及「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在某程度上是戰後香港自治運動的成果。當時抗議的香港市民（香港難民在港落地生根後的下一代）的思路十分清晰直接：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是我四處漂泊後的家，我要捍衛這個讓我們成長和生活的社會。這是一種「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識，純粹出於愛香港的個人情懷。因為當時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還未談及香港前途問題，一談及此問題，就摻雜了政治動機。
回歸前夕 定位香港與中國作為「政治命運共同體」
一直去到八、九十年代，中英雙方開始談及香港的前途問題，雖則香港人在自身前途問題一度感到恐慌，但普遍香港人還是沉醉在對改革開放現代化後的中國美好幻想，接受一國兩制。六四事件雖令港人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可是回歸已是不爭的事實。既然不能改變事實，唯有令事情變得更好。六四令不少香港人認定：中國與香港的命運註定是連成一線的，它填補當時香港人在殖民時期的「政治空白」。於是，香港人開始悼念六四事件，喚醒了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亦同時突顯了香港人的特殊身份──香港人可以一方面悼念「中國同胞」在中國民主道路上的犧牲，另一方面也可以批評中共在政治上的封閉。這是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可是，沒有愛，又怎會有恨？回歸後，「大中華情意結」的誕生，認為「香港好先要中國好」，使香港人自九十年代開始，重新審視香港與中國作為「政治命運共同體」的關係。
中港矛盾激烈化 爆發本土思緒
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映了香港人在中共管治下在政治上的不滿。政治上的不滿亦延伸至廣泛的對整體社會現狀的不滿。一連串的事件：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菜園村事件、雙非兒童、一簽多行、水貨客走私問題⋯⋯令時下年青一代產生了「不可安心以香港為家」的恐懼感，感受到自己一直以來伸手可得的香港本土文化正逐漸消失，決心捍衛本屬自己的價值。他們主動去重申自己應有的權利，去決定這個城市未來的方向，為這個已經“dying”的城市重拾失去的靈魂和價值。「香港人優先」的論述就是在這個時候爆發出來的。於是，開始有本土派的出現──同樣跟英國獨立黨並稱為激進右翼的組織。在香港面對共爪的時候，各種「反共戀殖」的論述紛紛湧現。當中包括城邦自治論、香港獨立論以及近期的革新論。雖然以上學說在價值上仍存著重大分歧，但都是同樣基於「本土」。因為「本土優先」是他們的共通原則，他們也認為只有本土才能激破當前政治窘境。這套新的右翼民粹主義，既否定了主流民主派政客以「和理非非」作為抗爭手法的底線，也有別於傳統社運圈的抗爭模式，造成左右翼之間的對抗和角力。
結語：港本土組織未成氣候 應努力躋身建制
唯一不同的是，英國右翼政黨的發展明顯地比和香港本土組織較為成熟。單看「政黨」及「組織」二詞便能分其高低。英國最大的右翼組織英國獨立黨不單止已經躋身建制，還成為英國議會甚至歐洲議會中舉足輕重的政黨。反觀香港的本土組織，大多未成氣候，只是流於學術論說或是勇武行先，更遑論躋身建制，去議政，去改變香港長久以來泛民和建制瓜分的政治局面。筆者不是崇洋心態，只是有點恨鐵不成鋼。哀矣。
註釋：
[1] 嚴格來說，敘利亞難民並不屬於聯合國所定義的範圍內。依據《難民地位公約》，難民的定義為主要限於遭到「人為政治迫害」的「政治難民」（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政治見解）。因此，此公約的庇護對象尚未包括因為天災、戰爭或其他經濟社會因素的「戰爭難民」或「經濟災民／流民」。但在人道立場來看，大多國家亦傾向幫助像敘利亞內戰所造成的難民。
[2] 英法隧道位於英吉利海峽，連接英國的福克斯通和法國加來海峽省的科凱勒。
參考資料：
[1] 羅永生（2015）。香港本土意識的前生今世。
[2] 陳婉容（2015)，歐洲排外思潮 對難民潮的反彈？
[3] 陳偉信（2015），移民問題、歐洲極右主義與改革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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