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重溫自己於20年前發表的一篇舊文(詳下),其時文化界爭取設立文化界的功能界別,其後文化界的確有功能界別的議員了,但有關議員有怎樣的表現?文化界中人對成為特權階級也有怎樣的感受呢?
我也是功能界別(教育)的選民,有好幾屆的選舉,這功能團體的一票,我投了白票(倒沒想過拒領選票),為的就是自覺不應享有特權.但其後,約在2000年左右,我也曾參與支持過功能界別(教育)的選舉工作,其中一個想法是,縱使是特權,有違平等原則,但選出一個較好的,支持民主的議員,無論對教育,抑或對整體社會,都還是較好的吧.也有人說過,選一個 less evil 的,我想,本質上的確都不過是在同一斜坡之上,是否該出動到 evil 的字眼來形容,以我過去的親身見聞,還是認為不必的.
可是,今天的形勢已很清楚,我們也看得更多,"藉著特權否定特權",會否成為"追求一己權力"的幌子,似乎一時也說不清.但看一些政改建議,保留功能界別,但由全港選民選出,似乎的確是一人兩票的平等,但候選界別為甚麼是這些而不是其他?會否仍存在不平等?
種種問題,實在似是而非,或者,另一種思路,"放棄特權否定特權",即一種追求更直接更清晰的公義的否定的政治,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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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憑甚麼要有特權? (本文曾於《信報》發表，時約1990年末。 )
討論文化政策，起碼應該問兩組互相關連的問題：一‧文化政策中的「文化」應該包括哪些項目？「政策」又應該有甚麼目標？二‧甚麼人有權調配社會資源以落實政策？這些人應該向誰負責？更基本的其實是「應否有文化政策」，但這可以通過上述兩組問題（特別是第一組）得到答案。
目前所見的有關討論，所著重的都在第二組問題之上。八九年末核數署表報告所引發的討論，每次演藝發展局撥款額的爭議，到最近香港藝術博物館的開幕展，都以資源運用不當為討論焦點。文化界直接受到影響，便自然衍生出一種爭取權力調配資源的想法，其中之一便認為文化界應該成為功能團體，通過代表在立法局爭取較佳的文化政策，也就是較佳的資源調配。
然而這種意見卻是本文要反對的。當然，主動爭取的權利不用置疑，這已不是被動的年代，靜候分配的結果，結果出來了才再評論似乎為時已晚。至於所謂「較佳」的政策，則牽涉本文開始時的第一組問題，充份的討論應該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本文所要反對的是，以成為功能團體的途徑來參與製訂政策的論點。
這不是怎樣界定文化界的技術問題。看政府代議政策的發展，例如一九九零年三月代議政制發展的布政司聲明，將金融界分為金融及會計界、醫學界分為醫學及衛生界，建議零售業先組織起來以便未來納入為功能團體之一等，都可見界定功能團體其實可以是模糊的，不必等到在邏輯上、學理上解決所有定義的問題才可界定的。
這也不是實效不大的問題。當然，即使成為功能團體之一，相信席位也最多不過是一席之數，以現今議員的議政歷史來看，以政府一貫的政策來看，期待通過一個席位來製訂重視文化發展的資源調配，未免是個妄想。但這也不是反對的理由，因為即使尋求一種姿勢，那也是方法之一。
問題是：爭取調配資源的權力，為甚麼要通過功能團體而不是直接選舉？為甚麼要有政府重視文化，就等如要有「文化界」的議席？
直接選舉當然不是萬能的，但最低限度那是比功能團體選舉較為公平的一種制度。文化工作當然有文化工作的特性，問題是，在公義的問題上，這些特性是否足以使文化工作者有別於其他人而享有優勢？文化工作者憑甚麼證明自己應該享有特權？其實，如果仍然相信文化工作有反思社會現況的功能，而文化工作也應合乎社會整體利益，則無論要為了達到反思的功能，還是爭取更佳的文化政策，文化工作者要做的是爭取一個更合乎公義的制度，而不是追求分享特權；要取消功能團體制度，而不是加入成為功團體之一。
其次要考慮的是加入功能團體的政治含義。據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代議政制白皮書》，功能團體制度的目標是使社會、經濟、和職業上有共同利益的各個主要社會階層有代表進入立法局。其根本意義在保護或安撫個別階層，而不一定著眼於整體的福祉。要求爭取功能團體的一席位，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劃地自肥的嫌疑？當社會人士還普遍不能理解文化的意義，還常認為文化只不過是飽暖的餘慶時，文化界的功能團體席位會否成為文化與社會的另一層隔閡？以一種保護性的制度來爭取權益，和文化界一向強調面向社會、有益社會的說法會否形成矛盾？從文化界的角度來說，爭取權益是合理的；從社會整體而言，謀求一種有利於本地文化發展的資源分配也同樣不容否定。然而，爭取不等如化為建制的一部份，更不是成為不良的那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