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
二零零三年，特區政府面臨成立後的第一次嚴重管治危機。當年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焦點的七一遊行被演繹成為中產怒吼。因此，後來中央的所謂挺港政策和曾蔭權時代的施政方針其實都帶著討好中產的色彩。於是，設法「谷起」樓價和股市，讓典型的香港中產階級享受到資產增值帶來的好處，成為近十年香港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
雖然佔領運動以真普選作為主要訴求。但要真正了解這次運動和為香港的未來找出路，卻不得忽視上述的經濟背景。
由八十年代走來，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民主運動，背後或多或少是帶著一維持現狀的心理。中產階級受惠於七、八十年代急速的經濟增長，再加上由來以久的恐共心態，於是著眼於透過建立民主政制以阻擋中共破壞香港既有的社經制度。《基本法》中不少有關維持殖民時代經濟政策、生活方式的條文，大概都有爭取中產信心的用意。
但今次的佔領運動，骨幹不在是由八十年代就追求民主的中產。取而代之的是一眾年青學生和八、九十後青年。筆者和友人在佔領區和佔領者聊天時，發現不少人對現狀的不滿，根本已不是梁振英下台或者是有公民提名就可解決。在年青的佔領者當中，不滿「地產霸權」、指責領匯壟斷、慨歎香港獨厚金融業、抱怨開放自由行帶來的副作用等幾乎已是共識。
深恐公民自由受到威脅當然是民眾上街的催化劑之一。但同樣重要的是，對於在香港經濟過了高速增長階段始出來工作的年青人而言，迎接他們的大多是薪金不高、前景不明的工作。此外，他們要忍受高昂的生活和住屋成本，甚至連平日消費的選擇也因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被天價租金扼殺而變得愈來愈少。當反高鐵運動和早前的東北發展撥款申請一再暴露了不民主政制根本無力改變現狀，民主訴求和上述的不滿給合在一起就更理所當然。因此，中央大員和建制派與其要將佔領運動打成為顏色革命，倒不如將香港的佔領運動與近四五年在英、美、西班牙等全球各地出現，矛頭直指政經制度、以青年作主要骨幹的佔領運動相比吧。
換言之，假如往日的民主運動是以民主政制作為保衛香港既有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工具；今天以青年人為主力的民主運動就已經是全面社經改革運動的一部分。當下的佔領運動能具有如此大的爆發力，是因為這兩股思潮的合流。但隨著上一代的「佔中三子」影響力被學生領袖取而代之，未來的民主運動勢必會走向與社經改革結合的道路上。
認清楚新興民主運動與經濟結構的關係，我們才能搞清楚，當下社會的對立和撕裂的結構性原因：整個政經結構都向一小撮擁有巨額資產的權貴嚴重傾斜。今次的佔領運動的意義，就是民眾告訴當權者大家已不願在這個政經制度下苟且偷生。在這情況下，香港唯一的出路就是來一場巨大的政經改革。而這場改革，是不可能不觸碰到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的。而以往靠親基層形象的梁振英在星期一竟宣稱否定公民提名就是要保護商界信心和不讓政策為中下階層服務，更說明了他不可能是領導這場改革的領袖。
香港的問題，已經不是純粹梁振英的去留和政制發展的問題了。就算政府有辦法和平清場，都不代表已消弭社會的對立和撕裂。沒有有意義的民主改革，不從盲目追求資產增值的發展方向尋找新的經濟出路，才是將香港推向暴亂邊緣的元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