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單讀歷史書，是無法體會當下香港人對「指鹿為馬」的切膚感受。
林鄭政府一直聲稱，要急於處理陳同佳案和堵塞法律漏洞，故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不會撤回。李家超曾經形容政府「相當心急、好心急、非常心急」，又試過搬台灣殺人案（受害人）的家屬出來，反問記者感受。但不少政壇元老級人馬，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已解釋過，豁免移交逃犯至中國內地的安排並非漏洞。大律師公會亦指，豁免安排是立法會在1997年立法時，考慮到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內地保障人權的紀錄後，一個「慎思而達」的決定。
至於陳同佳案，台灣政府已清楚表明不接受《逃犯條例》，就算完成修例，亦不會申請遣返，修例不再有迫切性——這一點，連絕少政治表態的浸信會聯會也看得出來，甚至發聲明直斥政府之不是，更明言《逃犯條例》的修訂，本身是「邪惡」的，若面對大是大非，仍然噤聲，便是政府的「共犯」。
歷史上的趙高指鹿為馬，是要測試群臣有哪些效忠於他。林鄭政府把不是漏洞說成漏洞，把不是主因的案件當成主因，卻剛剛相反，是為了絕對服從頂頭上司，而且到了完全不需要講道理的地步；甚至越不講理，越顯得忠誠。「我們『鴕鳥』了22年，無處理法律漏洞」這種歪理，頂多可以用來騙那些無腦筋、欠社會常識的人。林鄭政府實在沒把主流民意放在眼內，因為在現時的政治體制下，她有為所卻為的本錢。
「沒有把額外人權要求寫入法例是保留靈活性」，即是讓中央政府引渡起來時更得心應手；「涉及移交的罪在內地都是公開審訊」，即是毋視中國對待異見者的殘酷與不人道，這和擘大眼講大話有何分別？但就算全港過半市民不服又如何？政府只要夠票便可通過，部分建制票縱不滿，最後關頭還是會乖乖歸隊，聽中央指示去做，反對者奈他們甚麼何？
一些支持修例的人認為，如果無做過壞事，怕甚麼？他們不明白送中條例會把原本無觸犯本港法律的人變成罪犯，而且面對不公平的審訊。或者他們又會反駁，修例只影響少數觸犯嚴重罪行的人，不關他們的事。是的，政府早前提出多項補充措施，包括將可移交罪行的門檻，由可判處最高刑期3年提高至7年或以上，但大律師公會認為，這些措施「只不過是海市蜃樓」。而除了法律界觀點，就算從政治角度看，送中條例的實施，也標誌著香港由走向一國一點五制，突然加速，退化成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有甚麼問題？看中國的權貴如何千方百計謀後路便知（可參考筆者《身體最誠實的國家》）。另一方面，一旦修例成功，基於戰略安全的考慮，美歐各國大有可能撤資撤僑，全部或局部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待遇，拖累金融地產，打擊經濟（註一），香港人的飯碗或家產很難不受影響。
還有一點比較少（甚至沒有）人提及：修例成功，代表政府的官場文化、管治質素和社會環境跟中國看齊。看今次林鄭等人如何大石壓死蟹，若以賞惡罰善收場，代表是非對錯，從此由掌權者決定，再非訴諸知識和理性分析。集體凌駕個人意志，人只能為領導人或所謂國家利益服務。有識之士可以走的都會走，不走又不肯啞忍，難免被打壓。剩下來又可以上位者，要麼是唯命是從或擅於擦鞋的庸才，要麼是專搞政治鬥爭的689接班人或酷吏林鄭2.0。劣幣持續驅逐良幣，形成虛偽日常化的社會。港人在這種社會活得久，將一步步犬儒化、蟻民化，不能亦不敢向政府說不，只有做順民和找機會移民兩條路揀。
所以，六月九日大家一定要上街，而且每人要設法多走一步，製造最大的變數。縱使形勢不樂觀，也要竭盡所能的反對，向虛假、敗壞而專制的社會說不。這是香港人該做的事，該有的志氣。
（註一）經濟學者雷鼎鳴則認為，就算獨立關稅區被取消，香港淨損失不到10億。不過，他的分析備受質疑，因為，2014年，他曾經估計佔中令香港損失3500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