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思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尋找及理解論辯中的觀點所隱藏的前提或假設。當政府說「土地供應大辯論沒有前設」時，批判思考者或可首先探問這宣稱的前設：「大辯論」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香港需要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要增加土地供應？因不想民眾居住於「貴、細、擠」的環境。為什麼不要「貴、細、擠」？為了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
倘真如是，我們可反過來問：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是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那麼增加土地供應是否必要、有效或最好方法？倘不，把問題鎖定於「土地供應」的「大辯論」，就等同為港人如何達至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的願景，框定了十分狹隘的前設，而且很可能是錯誤的。
伍美琴教授最近發表的〈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註1），引用政府統計數字指出，香港現有公私營房屋單位比全港總住戶數多出約17萬間，然而仍有數以萬計的人被迫住進「貴、細、擠」的劏房。本土研究社過去的研究也印證相同結論：香港並非地小人多，而是分配不均。
當增加土地供應不是港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的必須及充分條件時，我們需要進行的「大辯論」恐怕並非於18個增加土地供應選項中兜兜轉轉，而是揚棄由上而下的委任式諮詢，以民主而開放的程序探討更為根本的問題，釐清社會共同願景，再尋找能助我們達至願景的方法。
虛耗時間資源的「大便論」
人類學者David Graeber在「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註2）指出，當代社會愈來愈浪費時間於不必要的工作，包括行政、管理、公關、經紀、市場推廣、金融財務投資法律顧問等，他稱之為「無聊（狗屎）工作」（bullshit jobs）。自然並非所有這類工作都毫無意義或貢獻；認真地根據實證材料、產品品質，有效地發布信息的公關或市場推廣或顧問服務，確實能協助民眾明智選擇、滿足需求。不過現代的公關、顧問工作更多是一種詭辯偽術，為求達至預設目的，例如於選舉中獲勝或誘使民眾接受既定政策，不惜透過設定議題、避重就輕轉移社會視線，甚至指鹿為馬、混淆黑白，最終掩蓋了民眾真正的需求和社會根本問題。同理，儘管聯絡、溝通、協調、記錄等工作於執行計劃時不可或缺，但當代的行政管理部門推動的雜事卻往往與民眾需要或機構目標、社會願景無關，更產生種種不良效果，包括不必要地增加員工與服務對象的負擔。
這些「無聊工作」不僅無法解決問題，更浪費社會大量資源，包括民眾時間精力，導致集體身心疲憊。問題的關鍵源自管控資源、訂定政策的掌權者，未能或不願釐清願景目標，並以此扣連工作，於是產生頭痛醫腳、藥石亂投的現象。而掌權者的未能或不願，則與他們的狹隘視野、有限能力或另有利益計算有關，尤其在不民主、欠監察的政治脈絡中。
循此思路，我們有理由相信由政府推動、充滿前設、依賴公關的「土地供應大辯論」，恐怕並不旨在改善民眾的居住和生活質素。正如我們的教育當局往往更在意做「當局」，而非辦好「教育」。
香港近年的社會危機，體現為各行各業工作質素每况愈下。例如大學是最高級的教育機構，但在國際排名遊戲、政治和商業滲透等影響下，學生的教育被邊緣化，於是出現了大學一方面解僱資深前線教師，另一方面卻把資源投放於行政管理、公關推廣與增加論文數量等Graeber所指的「無聊工作」。同理，醫療、公共房屋、社會服務、中小學教育等領域的行政管理和公關工作愈來愈多，醫療失誤、「劏房貴細擠」、老無所終、幼無所長等問題卻頻繁出現。當政府和商界以至醫療、教育、社福機構把大量資源投放於「無聊工作」，當政黨在公關媒體、行政規條掩護下更重視議員的行為形式是否斯文或無禮，而非與議會工作相關的能力及誠信，例如議員與被調查的前特首是否「打龍通」、是否用「殺無赦」鼓吹暴力、是否包庇司長僭建，專業工作質素自然難以保證，民眾生活也無法改善，剩下的是社會問題及矛盾不斷積累、前線員工時間精力持續虛耗。
告別公關表演 投入認真的民間大辯論
經歷過去幾年中港政權弄虛玩假，民間社會愈來愈清楚了解，自己的香港只能靠自己救。然而在社會議程由政權商界設定、資源分配方式主要為掌權者管控的社會脈絡下，不少民間團體、學校、非政府組織亦往往花費不少時間精力於「無聊工作」中，包括不斷寫計劃書、「跑數」、辦不必要的活動、開無準備的會議、交沒人看的報告等。如果民間社會繼續跟在政權商界後頭，花主要的時間精力回應他們帶前設的議程，那麼要走出令人疲憊但卻徒勞無功的惡性循環，恐怕並不容易。
一種頗為普遍的想法認為，在形勢比人強的有限空間下，民間團體就着政商設定的議程，策略地爭取一點利益或改變，比不參與規則由上而下訂定的遊戲，總好一些。這想法不無道理，但前提是爭取到的利益或改變必須與民間社會所追求的願景緊扣。要做到緊扣，首先自然需釐清願景是什麼。倘若我們耗費絕大部分時間精力圍繞民間團體就着政權商界設定的議程起舞，全身投進「策略性」的爭取，忙得沒時間缺精力思考、釐清、深化願景內容，忽略扣連願景與工作的聯繫，那麼民間團體恐怕亦難以跳出Graeber所謂的「無聊工作」。
解決之道是「唔好陪佢癲」，或至少「唔好完全陪佢癲」。如果民間社會的願景真的是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那麼趁這次「土辯大龍鳳」——或更準確來說於每一個由政商設定的議程中——都回到根本，甚或由民間另起爐灶，進行民主而開放的社會願景大辯論，不斷釐清什麼才算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對不同階層、性別、年齡、種族是否有不同定義，而非把所有時間精力用於策略地爭取多幾公頃的土地做公屋或作社企。否則長期浸淫於忽略釐清願景的工作，除了消耗民眾大部分資源，還將令民間團體忘掉或失去思考根本問題的語言、能力、習慣和意志。
回到「土地大辯論」。「唔好陪佢癲」的意思並非完全不討論增加土地供應的問題，而是不把議程鎖定於如何增加土地供應。追求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一定要採用「公私合營」發展方式嗎？只關乎公私樓宇數量面積之比例？還是同時與既有的土地和房屋分配是否公平有關？或涉及人與自然生態應如何共處？我們需要怎樣的房屋和生活空間？要愈大愈好？甚至不惜移山填海、僭建地庫？還是陽光微風、空氣清新、鄰近郊野？需要哪些運動場所？多一點行山徑、籃球場、羽毛球場、足球場、游泳池、單車徑，還是使用大量農藥、耗費食水的高爾夫球場？又需要怎樣的都市設計、交通配備、商舖街市、學校醫院？或更根本來說我們祈望一個怎樣的香港以至人類未來？
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大辯論」必須超越政權商界有前設的議程和選項，回到根本問題，民主、開放地釐清社會願景，尋找能有效地扣連願景的工作和策略。
註2：bit.ly/2GjN9lT
原文刊在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