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無法體味更高的生命層次 才會評斷「值不值得」〉（以下簡稱〈無法〉），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而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年輕人，如果你有犧牲生命的念頭，請三思〉，也談到「值不值得」的問題，因此某程度亦成為被批評的對象（〈無法〉其實沒有特定的批評對象而只是泛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從〈無法〉的內容和讀者對其的反應，使我看到一些值得擔心的地方，故此希望在本文分享一下我看到的道理。
首先，我聲明我不是完全不同意〈無法〉的觀點，當中也確實有其重要的觀察和值得關注的警醒。可是，〈無法〉也有一定數量的較偏激的言論和思維謬誤，有可能誤導讀者，值得留心。我不打算詳細回應〈無法〉，而僅指出當中的一些偏激言論和思維謬誤以作例子，然後轉去論述〈無法〉和我的主要觀點分歧。
第一個例子：〈無法〉說：「邪惡的傳媒說女生是為情自殺，淡化她的政治訴求；愚善的人會在廣義體制的引導下，將自殺事件病理化，說死者有抑鬱前科、有精神科的病歷之類。」假若傳媒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便斷定女生是為情自殺，這當然有問題，但如果〈無法〉沒有證據便斷定女生不是為情自殺或為情不是自殺的主因（而〈無法〉確實沒有提供證據），那亦不見得有道理。是否不合理地「病理化」也是類似的問題，要看證據。
第二個例子：〈無法〉說：「你問他衝入立法會，或者去自殺有甚麼意義。問意義，問值不值得，本身就證明他們不能了解抗爭者的靈魂。因為在最差的狀態下，在二百萬人上街都無法動搖任何政府決策的絕對尊嚴喪失的情況下，犧牲本身就是意義。」在二百萬人上街都無法動搖任何政府決策的情況下就是最差的狀態？就是絕對尊嚴喪失？應該不是吧，想像更差的狀況並不難。另外，這段引文首先說「問意義，問值不值得，本身就證明他們不能了解抗爭者的靈魂」，但最後又說「犧牲本身就是意義」。這裡明顯有些不一致的毛病——首先表示問意義有問題，但很快自己卻回答了意義的問題，那何不直接回答問題便是，為何要多說別人「不能了解抗爭者的靈魂」呢？！
關於偏激言論和思維謬誤就舉以上兩例，讓我們轉去談談更重要的主要觀點分歧的問題。據我了解，我們的主要分歧在於如何看待〈無法〉所說的「體味更高的生命層次」（或「了解超越生命的邏輯」）的問題。我不打算去評論〈無法〉在這問題上的觀點，而僅說出我自己的看法，讓讀者自己去比較判斷。
在〈年輕人，如果你有犧牲生命的念頭，請三思〉中，我清楚地表示了「我不是認為為了實踐理念而犧牲生命是一定不值得的」，所以我認同存在「體味更高的生命層次」的問題，而我認為要好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尤其是會影響到別人的生命的時候。我年紀不是很大（接近50），但也希望分享一下在這個那麼重要的生命問題上的一些個人體會。據我了解，就算不是所有人，但亦有不少人心中深處有一種渴望，希望自己是「高貴的人」，意思即是能為實踐高貴理念而犧牲的人，甚至犧牲生命，以致於大大造福後世。我想我自己也接近這類人。不過，經過多年的學習、體會、觀察和思考，我的領悟是：成為真正的高貴人絶不容易，他們是罕有的，而如果一個人在某方面發現自己距離高貴的目標相當遠，那麼接受自己在這方面的平凡並能活出意義，反而比強求高貴好得多——是一種明白人的自我執著，並能（某程度）放下的狀態，更順其自然。
應該如何向年輕人傳達成為高貴人的信息呢？要看情況，若是他不願成為高貴的人，我會鼓勵一下他，不要凡事太現實，要有理想一點；但若是他渴望成為高貴的人，那我就會「反鼓勵」他，意思是要他自己小心弄清楚，這個渴望有沒有成功的客觀根據，即是例如，如果條件是要求他很愛別人，那他就要看清楚自己是否真正能很愛別人，還是只是自己很想成為高貴的人而實際上是自私的；若是後者，那便要小心了。所以，我認為一種合乎常識的處理是恰當的：確保有意犧牲生命的年輕人已經認真反思了反對的理據（包括「值不值得」的問題），以及通過盡量嚴格的考驗（例如設冷靜期），而如果仍能安然堅定地維持信念，這樣便更能肯定其決定是成熟理智的、他是真正的高貴人，而不是一時衝動、糊塗。
大家亦常提到年輕人感到絶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這個不是不阻止他們犧牲生命的好理由。所謂絶望，嚴格來說，不能指「客觀絕望」，因為明天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怎可能客觀絕望呢？（想想絕症不藥而癒或球賽絕處逢生的例子）所以，絕望其實是指「主觀絕望」，但問題是，既然是主觀，能否想想辦法改變主觀的看法呢？明顯地，方法是有的，雖然某些個案極之困難。
為絕望者燃點希望，還是讓絶望者結束生命？這就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