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友人張海澎博士和我皆受到李天命博士的啟發，於大學時期已開始學習思考方法，多年來受益良多。我們兩人均崇尚理性求真的精神，相信真理愈辯愈明，而希望能夠實踐當中的一二。海澎近日有一篇評論李先生思方學的文章面世，我閲後向海澎表示我對他的觀點有異議，而他鼓勵我與他進行公開的辯論，故寫本文與他商榷。本文關心的是，海澎批評了李先生的謬誤論，包括後者對「謬誤」的定義，以及其「四不架構」的謬誤分類，而我將會嘗試回應其關於定義的批評，替李先生的觀點辯護。
「謬誤」的定義
當批評李先生的「謬誤」定義時，海澎首先指出：「李天命對『謬誤』重新下一個定義，將它定義為『思維方式上的錯誤』」，然後作出以下批評：
當我們為一個詞項下定義時，其中一個原則是不能使用含糊的字眼。更確切地說，定義項不能比被定義項更含糊。然而，在李天命上述的定義中，「思維方式」一詞就非常含糊，至少比「謬誤」更含糊。在邏輯學裡，「謬誤」一詞的意思相對而言比「思維方式」明確，邏輯學家一般都知道什麼是謬誤；但什麼是思維方式呢？一點都不清楚。
以上海澎提到的定義的一個原則——「定義項不能比被定義項更含糊」——其實是值得商榷的。定義有不同種類，例如：一種名為「報告性定義」（Reportive Definition），是要以定義項報告被定義項的現存意思，因此兩者的含糊度最好一樣，否則那報告便非完全成功；另一種名為「規約性定義」（Stipulative Definition），是要以定義項約定被定義項的意思，當中定義項（在定義之前）是可以比被定義項更含糊的，因為涉及的只是一個新的約定，一旦界定了，兩者的含糊度（根據定義）其實是一樣的；再一種名為「釐定性定義」（Explicative Definition），是以上兩種定義的混合體，既有報告的成份亦有規約的成份，即某程度或某方面定義項要報告被定義項的現存意思，但某程度或某方面亦要做重新約定意思的工作，因此相關含糊度的比較亦兼具以上兩者的特性。另外，就算比較含糊度，海澎亦不應該比較「思維方式」和「謬誤」，而是應該比較「思維方式上的錯誤」和「謬誤」，因為「謬誤」是被定義為「思維方式上的錯誤」，而非「思維方式」。
那麼，李先生的定義是屬於哪一種呢？我相信是釐定性定義。固然，李先生的定義於某程度或某方面是企圖報告「謬誤」的通行用法的，否則我們亦不會理解其定義是為我們所關心的「謬誤」概念下定義。不過，要注意的是，他同時亦是某程度或某方面為「謬誤」作些新的用法約定。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在建立其思方學架構（如「語害三分」、「謬誤四不」）時的其中一個主要工作，正正是要對那些關鍵的「概念工具」作些新的用法釐定——以期它們能更有效地發揮分析批判的功能（而成功與否是另一個問題）；所以，既然有新的約定，某些舊的用法是被改變了的，例如某些傳統上被廣泛視為謬誤的言論，在李先生的架構中不被視為謬誤（如海澎在該文較後部分提到的「語言謬誤」），而這正是新的概念釐定的結果。
海澎接著試圖論證李先生的定義是過寬的：
在日常說法中，「思維方式」一詞的用法十分寬泛。看看這個例子：某科學家與朋友參觀畫展，對一幅作品特別不喜歡，向他的朋友分析畫裏畫的東西如何如何不符合力學原理；他的朋友於是說：「這幅畫是藝術品，不是科學圖解；你這樣分析藝術品，犯了思維方式上的錯誤。」[筆者按：這裡略去了原文的一個註腳。] 我們的確可以說這位科學家犯了「思維方式上的錯誤」，但似乎不會說他犯了「邏輯上的謬誤」。可見李天命所下的定義過寬，會將一些不是謬誤的例子也包括進來。
上述批評有毛病嗎？試設想那科學家反駁說：「你不能說我犯了錯誤，我只是看這幅畫與你看的方式不同而已，即使我承認你看的方式很有價值，但我就是不喜歡這樣看，而你不能因此說我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們頂多只是『思維方式上的不同』而已。」我想表達的是，海澎與李先生的關鍵分歧不在於「思維方式」這個概念，而在於「錯誤」的概念：海澎例子所說的錯誤是較為難言客觀標準的，帶有相當主觀性，而李先生定義所說的錯誤是指「有客觀標準可言的錯誤」。換句話說，海澎那個例子不會被李先生的定義視為謬誤。那麼，有何理由認為李先生說的是客觀錯誤呢？理由是：李先生給出該定義時是在建構邏輯謬誤的理論，而判斷邏輯謬誤明顯地要講求客觀標準，排除主觀因素，故此，李先生所說的「思維方式上的錯誤」亦應該理解為是指有客觀標準可言的錯誤。
結語
以上我嘗試回應了海澎對李先生「謬誤」定義的批評，而海澎對李先生的謬誤四不分類架構提出了更長篇的批評，然而我暫時不打算回應，想首先看看他是否認同本文的觀點，以及會否改變一些其對四不架構的批判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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