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報一月十七日報道，繼曾俊華放風說考慮加煙稅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亦「巧合地」建議政府大加煙稅22%，至佔一包煙零售價的75%。如以現行煙價為39元計算，則再加稅後煙價將升至60元一包。（若將新煙價除以最低時薪，該比率之高敢信是已發展地區中數一數二。這代表甚麼？這代表基層煙民被雙重剝削。）
現再套用我先前用於高鐵和政改議題的ARM分析框架，即目的（Aim）、理由（Reason）、手段（Means）:
加煙稅明顯是一種手段，但經由這手段是為了達到甚麼目的？該會主席提出了兩個目的，即（一）加煙稅可避免未成年人仕吸煙；（二）可鼓勵煙民戒煙。
這兩個目的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倒在於若以手段甲以達至目的乙，是否具備充分理由？
九十年代 煙草廣告任賣
眾所週知，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前，對吸煙及其營銷是採放任甚至縱容態度的。那時候，煙草廣告是任賣的（例如，八十年代的萬寶路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廣告大戶，廣告額隨時多過滙豐），而有關的政府忠告語句則是欠奉的。當年很多人就是在如斯環境下染上煙癮。如果各位認為現時的反吸煙政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不能否認當年港府的做法是不正確的。所以當年染上煙癮的煙民在很大程度上，本是受害者。他們不止健康受到危害，而且還要長年負擔日益沉重的金錢懲罰。
對，避免未成年人仕吸煙，是無可厚非。但這責任不應藉由變本加厲懲罰煙民，尤其是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染上難戒的煙癮的基層煙民來達致。而這已是關乎公義的原則問題了。
英語中，亦有云，即使只是怪罪無辜者（blame the innocent），在道德上已是錯。現在的情況則更不堪，是懲罰受害者（punish the victims）。
能預見的是，有些人會反駁說煙民並非百分百受害者，但無論是七成抑或八成，仍無改上述的基本邏輯。
至於「可鼓勵煙民戒煙」（這七字是原文照錄）的目的，首先「鼓勵」一詞已是在偷換概念。如這說法竟能成立，那麼僱主刻薄剝削員工，也可說成是鼓勵他們上進了！至於甚麼方堪稱鼓勵，大家都知，大抵不離提供有效的誘因又或協助，總之手段有的是。二來， 一個各地政府皆心知肚明的事實是， 大加煙稅確會令稅收大增，因煙草需求是很缺乏彈性的；而且戒煙之難，正如科研報告亦有指出，實明顯有甚於戒酒和戒大麻。三來，試問港府今年用了多少錢在助人戒煙上？我們唯能肯定的是，較諸今年數以十億元計的煙稅收入，實九牛一毛罷了。四來，更何以堪的是，政府這做法實質是在魚肉人不特止，還要在口頭上佔人便宜，說是在鼓勵你。請問大家認為應以甚麼形容詞去形容這種伎倆？
須重申，這同時亦是一個關乎公義的原則性問題。可是現在卻有一些團體正為此手段而背書，也許他們以為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殊不知，他們所表態支持的加煙稅手段，不單在骨子裏是又一歛財手段，而且更是在腐蝕着社會的道德基礎。正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希望大家能以正確手段達至目的，及對公義有所明辨與堅持。
正是有批判亦有建議 – 既然難度較低的戒酒都有專門的戒酒中心， 何不設立戒煙中心？ 政府只須從每年數以十億元計的煙稅收入中撥一部分出來， 即足以成立一專門的戒煙中心， 提供與戒酒療程相若的具真正效用的戒煙療程。這樣， 每年可令數以千計人仕脫離煙民行列（當然煙稅收入則隨之下降）。只要這不是一個偽善的政府， 即口講就為你好， 實際卻只為掠你水的話， 實沒有理由不贊成並推行此建議的。
圖及小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