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人大常委會以超高門檻封殺雙普選，社會輿論一方面瀰漫着悲觀情緒，另一方面和平佔中和罷課行動也如箭在弦。無論和平佔中，還是學聯積極籌備的罷課，往往被視為香港民間進步力量跟政改終極話事人（即中共）的正面對抗，尤其是中央大員近來動輒以「國家安全」的大旗，企圖合理化超高門檻的提名機制，更易令我們把思路引去「中央政府對香港民間」的框架。
這種思路反映「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c）的思考模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國家學說（Neo-statistschool）在美國頗為流行，這學說把國家政府視為一個完全自主及獨立於社會關係（socialrelations）的能動者，重點研究政府人員的管治能力、政府如何控制社會等。
可是， 一些進步的國家理論學者（critical state theorists），如Bob Jessop，則極力批評新國家學說。他們採用「社會中心」（society-centered）的視角，認為國家不是獨立自主的行動者，她不能脫離存在於社會中的經濟、生產和社會關係；Jessop更明言，一個有深度的國家理論，應該是一個關於社會的理論，因為國家已嵌入社會當中。
其他進步的理論家，特別是受左翼思想影響的學者，如Antonio Gramsci和Ellen Wood均認為，談論國家的位置和角色，不能脫離社會生產和經濟關係。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於維持剝削性生產關係和推動資本累積均扮演獨特和不可或缺的角色。Nicos Poulantzas是二戰後著名的國家理論學者，在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一書中，他指出政府發揮黏合的作用，維持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調和，最終目的就是要防止政治鬥爭、保持合適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環境，讓資本累積順利進行。
批判國家理論提醒我們，雖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無疑是本次政改博弈的主角，但中央的保守決定，其實與商界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息息相關。事實上，早前李飛南下深圳時就說過，為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着想，故要在提委會的組成上照顧人數少、但社會有比較重份量的商界；李飛更進一步指「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必須靠自由港、低稅制來吸引外來投資」，故要以高門檻來減低所謂「民粹主義」的風險。
這番言論其實說明了，除了所謂的「國家安全」外，中央在政改堅持強硬立場，也有保護香港商界（特別是那些極具影響力的富豪財團）的作用。在政治制度上維持商界的特權，有助保護犧牲大眾利益、但對財團極有利的地產霸權和金融霸權。 隨着中資大舉來港，黨國資本和大陸資本家已成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換言之，他們也是中央所指的商界之一。資本家之間當然會互相競爭，但在勞工權益、營商成本、稅制、社會福利等階級經濟議題上，卻總會持相近立場。因此，儘管設有公民提名的普選，其實也不保證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權益會大有改善，或是政府會推行劫富濟貧的財稅和福利政策；但超級保守的政制設計，卻無疑可把商界的安全系數維持在最高點，難怪願意支持公民提名的資本家少之又少。
無論立法會最後是否「袋住先」、無論和平佔中和罷課最後的成效如何，香港的民主運動總要繼續走下去。如果認識到阻礙香港實行真普選的大山除了中央政府外，其實還有大財團和大資本家，那麼，未來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通過退休保障、土地規劃、工時、反地產霸權等各條戰線，把受壓迫的99%大眾組織起來，以挑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政治特權和社會影響力。
許少英為德國卡賽爾大學社會學科系博士研究生；
李峻嶸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