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處於暴亂時代？
你可以想想，最近發生的事件，希臘、冰島、英國、泰國（紅衫軍、黃衫軍）、在非洲的飢餓暴動、在中國相當多的工人暴動。還有在法國也有幾分像暴亂之前的緊張狀態；通過現象如工廠職業，人們都瀕臨接受暴亂。
作為一個解釋，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在兩三年內程現出來（還遠沒有結束），遊行隊伍包括因為：社會僵局、貧窮、正在增長的，認為此系統是不可行的，亦不如前人所說般壯麗；政治權力的真空越趨明顯，服務於經濟系統是他們唯一的目的（“拯救銀行”的插曲是特別示範），大大促進了他們的詆毀名聲。在同一時期，恰好是因為他們是系統生存的經營者，國家已經採取措施，戲劇性地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作出反應（例如：鐵路、郵政、學校、醫院．．．）。
我想嘗試以歷史週期(historical periodisation)，框架找出這些現象。在我看來，暴徒的傾向形成於間隔週期(périodes intervallaires)。甚麼是間隔週期？有一個接續，當中革命的邏輯被闡明，並且明確地呈現為一個替代，由一個還未向任何人傳遞下去(déshérence)的革命思想的間隔週期所接續，當中革命思想尚未被採用，一個新的替代傾向尚未形成。在這一階段的反動派可以肯定地說，因為選擇被削弱，事情已經返回到他們自然的進程。
有代表性的是，發生於1815年，神聖同盟的修復。在間隔週期，不滿存在，但它不能被結構化，因為它無法從共享的信念獲取力量。它的權力本質上是消極的（“使他們離開”）。這就是為什麼，在間隔週期的大規模集體行動形式是暴亂。以1820–1850的週期：這是一個重大的暴亂週期，工業革命第一次起義的，里昂絲綢工人暴亂(Révolte des canuts)；這並不意味他們沒有結出果子，他們偶發(aveugle)但非常肥沃。下世紀重大的全球政治轉向的關鍵(vertébré)，出現在那個時期。馬克思說得好：法國工人運動是他的思想的資源之一（此外還有德國哲學和英國政治經濟）。
甚麼是評估暴亂的標準？
暴亂的特殊問題，差不多是對國家權力的懷疑，是他暴露了國家的政治變遷（崩潰的可能性），但它沒有為這變遷賦予形體：國家將會變遷的不在暴亂中預示。這是與革命最主要的區別，革命本身提出了一個選擇。這便是為甚麼，無一例外，暴徒已經抱怨，新政權跟舊的相同（拿破崙三世的墜落之後，它的模型是政權在9月4日，由舊的政治幕僚所組成的憲法）。請注意，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再由布爾什維克所創建的政黨類型（概念），是一個結構，明確地構思組成，作為一個代替國家的替代權力。當暴徒象徵變成政治象徵，即當它自身有它所需要的政治實體，並訴諸於一個頑固的政治，變成無用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那一刻是間隔週期的結束。
回到突尼西亞暴亂，這很可能是它本身就是要繼續下去和自我分離，去宣稱將被取代的權力象徵是如此跟群眾運動切斷，他們根本不需要它。那麼，我們可以根據什麼標準去評估暴動？首先，必須有一個對暴亂明確的移情（譯按：理性的認同和身同感受的經驗），這是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這個反面的權力是公認的，一個令人惋惜的(honni)權力完全消逝(effrondre)於他自身的形象，但甚麼被斷言？西方媒體已回應說：他們所表達的是對西方的渴望。我們可以斷言的，對自由的渴望包含在內，這一種渴望沒有盤算一種在專制和腐敗的班阿里政權之下的合法渴求。這作為一個對西方的渴求是如何的，是非常不確定的。
我們必須記住，西方作為一種權力，迄今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以任何方式去關心自由組織，並在地作出干預。西方的描述是：「你是否與我同行？」，“與我同行” 表達一個市場經濟的內部的意義*，如果必要與反革命警察合作。“友好國家” 如埃及和巴基斯坦，跟突尼西亞的班阿里一樣專制和腐敗，但我們很少從出現在突尼西亞的事件場合，看來是熱情的自由捍衛者口中，聽到這樣的描述。
我們怎樣界定群眾運動化約為「對西方的渴求」？我們可以說，這個定義適用於任何國家，它涉及一個運動，在反專制暴徒的象徵中，去實現自己，他們的反面和群眾力量以人群的形式，他們所申明的力量，沒有別的，受西方庇護(se prévaut)的基準。一個群眾運動達到這個定義，在每一次機會都以選舉作結，並沒有另一種去發展(en provienne)的政治遠景的理由。我主張在這樣一個過程的結局，我們將會目睹西方列入的現象。對於我們所謂的西方媒體，這種現象所無法逃避的結果是暴亂的發展。
如果這是真的，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實現了的解放思想的空間，是全球空間（其中，順便提一句，這裡並不是說，在二十世紀所發生的所有革命運動。）這樣，西方列入的現象不能成為其中一部份的真正變化。真正的變化將會是甚麼？這將會是跟西方的斷絕“dewesternisation”，並將會採取排除的形式。一個你心中的夢想；但它恰恰是一個，像我們這樣一個間隔週期的典型夢想。
如果有一個比向西方列入的演化所不同的演化，那證明甚麼？這裡沒有正式的回應可以提供。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將不會預期一個國家進程的分析，當中必然經過長期和充滿痛苦的，最終以選舉作結。我們需要的是耐心和在人們中間仔細傾聽，尋找出在一個無可避免，由 “一”分離開來的進程（因為這總是兩個帶著真理，而不是一個），由運動分裂成部份所帶著的，即：宣言(des énoncés)。所陳述的，決不被西方列入(Western inclusion)所決定。如果他們在那裡，這宣言將會很容易辦認得到。在這些新的宣言的條件中，集體行動的象徵的組織發展可以被構想。
我們返回去移情（譯按：理性的認同和身同感受的經驗），並總結。突尼西亞事件所吸取的教訓，最少的教訓是，看來似乎是歷久不衰的穩定，能自身最終崩潰。這是令人欣慰的(plaisir)，非常令人欣慰的(plaisir)。
亞倫．巴迪歐以著名德國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 – 1956)的一首詩“In Praise of Dialectics”，結束他的演講，這首詩的最後一句“And never becomes before the day is out.”。
［註］：
*法語動詞“to walk”是指遊行者(marcher)，市場經濟的法語是：“l’économie de marché”；這裡，巴迪歐玩弄遊行者(marcher)和市場(marché)兩個字眼。
翻譯原文：
Alain Badiou, translated by Daniel Fischer, “What does ‘change the world’ mean? Remarks on Tunisia”, Seminar on 19 January 2011.
http://www.16beavergroup.org/mtarchive/archives/003202.php
亞倫．巴迪歐(Alain Badiou):
法國哲學家、歐洲研究院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