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致畢業生的信 ──追尋大學的理念
2007年12月6日是香港中文大學第64屆學位頒授典禮，是前特首董建華先生，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典禮，也是我在中大唸兩年制哲學碩士課程的畢業禮。然而，我拒絕出席這個畢業禮，因為我反對大學頒授榮譽學位予董先生。在此，我希望談談我的想法。
首先，我認為大學頒授榮譽學位，從最根本上說，應是據學術理由作的決定，領受人應以學者身份，在學術研究上，對學術界以至社會文化作出貢獻。1992年英國劍橋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予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遭到十多位哲學學者聯署反對，當中就包括來自哈佛哲學系的著名學者奎因(W.V.O. Quine)。他們反對的理由指，德里達的作品晦澀難懂以至「抗拒被理解」(defies comprehension)，因此根本不符合學術研究的要求。（註一）德里達的作品是否真的如此晦澀難懂？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在這此回答。英國學者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碰巧在1992年，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The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 : Derrida and Levinas，一半的篇幅都是討論德里達的思想。他在悼念德里達的文章裡，感謝德里達的反對者，因為他們大力批評德里達晦暗不明，而使他解釋德里達的著作賣得好銷量。（註二）
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問，如果德里達的作品真的不合符學術要求的話，那為什麼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有能力出版研究他的專著，而且廣受讀者歡迎？事實上，據我所知，一直都有英語學者推崇他的思想，如著名的Richard Rorty、Alexander Nehamas和Stanley Cavell。總的來說，我想指出，大學頒授榮譽學位，從來不是無可爭議的決定，實應根據學術立場予以檢討。大學是研究和傳授學問的地方，大學理應提出學術理由，說明董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對學術界以至公共領域的貢獻。
我們都知道，董先生不是在學院裡工作的學者，要求他有學術表現，顯然是苛求。設想大學把榮譽博士學位頒給一個長期開拓中港貿易、推動兩岸經濟和法制發展、而又熱心公益的企業家，或者一個終生盡忠職守、不畏權貴、維護香港司法公正和獨立的法官，兩類人物都是我們社會的佼佼者，這樣我們是否就覺得理所當然？我們必須反思，何謂對社會有貢獻？從大學裡不同科系的觀點看，具備甚麼才能的人，才有資格獲得大學的肯定，獲得大學頒發最高榮譽？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分為不同學院，如文學博士、法學博士、商學博士等，這表示不同學院的訓練，就分別對異質的才能表示肯定。一個傑出的文科學生，不一定能在商學院得到讚賞，反之亦然。這大概就是李歐塔(J. F. Lyotard)指後現代的知識狀況，不同類型的知識彼此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不可化約成對方，導致我們無法評判不同學科知識間的價值高下。（註三）也就是說，從不同學科知識的觀點看，所謂學術表現，也沒有單一的標準。
我們是否真的如李歐塔所指，進入了後現代的知識狀況，不再相信有單一的標準，評價不同學科知識的價值高下？我們是否不再相信只有一種好的標準，可以令我們定義好學生或好學者？如果是這樣的話，當我們認為一個人對學術和社會文化有重大貢獻，就只能按其個別情況來具體判斷。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為董先生對學術和社會文化曾作出「重大貢獻」，那麼，顯然，這個意義下的「貢獻」就不同於說高行健（文學家）、鄺廣傑（大主教）或康本健守（企業家）作出過的「貢獻」。如果我們同意這個結果，代表受大學肯定具有某一學科才能和貢獻的榮譽博士學位，在其他學科知識的觀點下，對社會大眾來說，它的尊貴位置，它的認可性，將要得到重新考量。這個哲學問題如何進一步解答，不能再談下去。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斷定，董先生所作的貢獻，是否只在法律學的觀點下才有意義。
中文大學這樣讚揚董先生的貢獻：
「董建華博士，大紫荊勳賢，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亦為香港中文大學前任監督。香港中文大學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博士，以表揚他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香港平穩過渡作出重大貢獻。董博士在行政長官任內，竭力盡心地服務香港，領導卓越。多年來，他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鼎力支持，貢獻良多。」（註四）
從這段讚辭可見，大學認為董先生作為前特首，「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香港平穩過渡」整體作出「重大貢獻」，這是董先生在政治領域的成就，而不是他作為企業家或慈善家的貢獻。政治領域，跟商界或文學藝術的差別正正在於，它在最根本意義上說，必定關連所有人的生活。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不在商界工作，或者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裡，根本不會受商業成果的影響（當然香港現在的處境比較困難）。又假如我們對文學藝術不感興趣，高行健或北島的作品，也不會令我們有所啟悟。然而，政治領域必定是一個牽涉眾人的領域，在一個開放的政治世界裡，它是連繫人們在一起的紐帶。政治領域之所以存在，而不是只有赤裸的暴力或權力，就在於我們就公共事務進行討論，交換意見，彼此了解，這樣一個眾人共同存在的政治世界才向我們打開；否則，只有私人利益的存在，政治領域和經濟交易並無分別。特區政府的事務，是牽涉全港市民的事務，不論是稅制、政制、法制或民生政策，都影響每一個市民，雖然影響的幅度有所不同。政治世界不只是屬於一個人，一個總統或總書記，而是屬於所有人。（註五）因此，頒授予董先生榮譽法學博士，不僅出自一種學科知識的立場而肯定他的貢獻，而是代表全港市民肯定他對香港的貢獻。
如果說「全港市民都肯定董先生對香港的貢獻」，恐怕這不是一份黨報的口脗，就是極度諷刺的說話。2003年7月1日，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是1989年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以來，聲勢最浩大的遊行。市民表達各方面的聲音，有中產者不滿樓價暴跌，有基層市民反對失業上升和工資下降，生活越來越不受保障，有爭取居港權的聲音，也有要求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聲音。各方面的聲音，都一致批評董先生領導的特區政府，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社會大眾肯定董先生對香港作出「重大貢獻」。
讓我們看法律界人士對董先生施政的貢獻。1999年6月30日，六百名法律界人士，發起本港首次遊行，反對政府提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遊行隊伍在終審法院門前默哀兩分鐘，象徵香港司法獨立已死。2005年4月19日，主要由大律師組成的45條關注組，發起第二次法律界反對人大釋法的遊行，示威者身穿黑色衣服，象徵法律死亡的。董先生領導（特首任期：1997年7月1日至2005年3月12日)的特區政府，引起了兩次法律界遊行，難道這表示董先生的「重大貢獻」深獲本港法律界專業人士的認同？至少，我們可以肯定，董先生作為第一任特首，在基本法的設想下，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力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國人大的界線，董先生的政府無法充分處理。
董先生既沒有學術上的貢獻，他的工作沒有受到法律專業的肯定，更沒有社會大眾的認同，中文大學肯定他的貢獻，是沒有充分理據的。至於單就中文大學來說，董先生有沒有作出「重大貢獻」？2004-05年度，各大學的撥款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削減10%，中文大學受到一定的影響，首先是大學員工減薪，繼而是小規模的學系合併。根據中大員工總會的資料，2004年4月起，「大學整體員工跟隨公務員減薪3%+3%，而中下層合約非教學人員再額外減10%（甚至20%，因為多數合約員工的約滿酬金被削5%至10%）。」（註六）當年就有過百人站在大學圖書館前（我們稱之為峰火台），表示抗議，大部份是大學裡的基層員工，也有不少學生和教授出席。2004年文化研究系和宗教系合併，人類學系和歷史系進行深度合作，當時亦引起激烈反對。因此，我也不明白為何中文大學肯定董先生「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鼎力支持，貢獻良多。」
因此，我們需要追問，中文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予董先生，反映了怎樣的大學理念？如果中文大學無法提出任何有力的理據，我絕對無法同意此項決定。也因此，難免被懷疑她意欲「政治獻媚」，結果「賠上大學名聲」。（註七）受了幾年中大文學栽培的畢業生，我一再被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ualt)提醒，知識誕生於一定的社會制度裡，而社會制度的運作裡，各方之間互相關連，所以說知識體系裡的真偽價值，奠基於特定歷史文化脈絡的空間，兩者的關係就是權力(puissance/ power) ，它滲透其中且蔓衍開去。（註八）中文大學的校訓「博文約禮」，出自《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文約禮」的目標在於「弗畔」，在於不會叛離仁道，是上一代老先生對年青學子學問為人的期望。在今天畢業禮，我認為我們這一代須要叛逆，須要反省中文大學的理念，勇敢地對大學作出批判，向站在頒獎台上的權威置疑，這才能比上一代人多邁出一步，繼續追尋大學的理念。作為哲學系的學生，我想起法國博柯研究者格雷（Frédéric Gros）曾這樣描繒哲學家當負的任務：「現在可用一些口號來回想傅柯有關哲學家之現代任務的理解：舉發被隱藏的權力關係；挑動諸種抵抗；讓經常被壓制的聲音能夠表達自身；生產某些能夠對抗主流治理性的真知識；促進嶄新主體性的發明；懷疑我們的自由及我們行動的可能性；突顯我們的知識、權力及主體化之體系的歷史性；展現我們從未陷入宿命，以及要改變我們的生命。」（註九）
戴遠雄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聯絡：[email protected]
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修訂
（註一）原文最後一段是Academic status based on what seems to us to be little more than semi-intelligible attacks upon the values of reason, truth, and scholarship is not, we submit, sufficient grounds for the awarding of an honorary degree in a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載於The Times (London). Saturday, May 9, 1992，網上可以找到聯署信全文。
（註二）見Simon Critchley, “Jacques Derrida,” in Theory and Event, 2005, Vol. 8, Issue1,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註三）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from French original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84.
（註四）中大發給傳媒的通知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71016c2.htm
（註五）這方面的觀點來自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註六）http://www.cuhk.edu.hk/cuegu/Dec06.htm
（註七）http://ourcuhk.blogspot.com/
（註八）這方面的觀點來自傅柯，參考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 & Lysa Hochroth, New York: Semiotext, 1997。我想順道感謝引發我對傅柯的興趣的啟蒙老師。當然，文責由我自負。
（註九）費德希克・格雷（Frédéric Gros）；何乏筆, 楊凱麟, 龔卓軍譯《傅柯考》（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頁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