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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幾篇報導和一些網上討論，都是關於博士太多、教席太少的問題，令我不期然想起久違的研究院同學 E。上次跟他見面，是在一個維根斯坦研討會，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E 是經常參加研討會的，但我卻從來都不喜歡這種活動，當了教授十二年，只出席過這一個研討會，還是因為搞手是老友，我不好意思拒絕邀請；因此，雖然我和 E 在研究院時也算相熟，這麼多年來我們就只見過這一次面。
想起 E，是因為到現在他仍然未有固定教席，十二年來都是當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每幾年便轉一間大學。他已過了不惑之年，這個年紀還找不到 tenure-track 的教席，恐怕找到的機會已十分渺茫了。每次想起他，我都有點傷感。
E 找不到 tenure-track 教席，是因為他不濟嗎？肯定不是。他不但系出名門（哈佛本科，柏克萊博士），而且在當年是各同學中表現較突出的，還有比一般同學多的推薦信（連 Hilary Putnam 也替他寫），大家都以為他會找到一個研究型大學——甚至名校——的教席。事實上，他得到的面試比其他同學都多，可是，他就是那麼倒霉，每個競爭的教席都輸給了別人，第一份工作是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從此便倒霉下去，十二年後當的仍然是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他同屆的同學，大多在研究型大學找到教席，其中一位現在已貴為哈佛哲學系的系主任了。
然而，E 自己也要負點責任的，因為這麼多年來他堅持慢工出細貨，論文改了又改，力求完美，發表的論文很少。假如最初那幾年他已經在高水準的期刊發表了好些論文，往後的路便很可能不一樣。到了現在，即使他願意改變，已經太遲了。
說起來，在這教席坎坷路上，我和 E 同走了一小段。他只比我早一屆，在我第三年找工作時，他也在找，而且面試比我多。有一個教席我們都得到面試，是威斯康辛大學的其中一個校區（不是最出名的麥迪遜），最後得到教席的是我，但我沒有接受，因為我得到另一個教席，就是現在任教的加州州立大學（其中一個校區）——有朋友認為我應該接受威斯康辛大學那個教席，可是，我實在太喜歡加州，而且極不願意在威斯康辛這麼寒冷的地方居住，因此，對我來說這個抉擇一點也不困難。
找教席難，E 的遭遇說明了一點：只要稍為不幸運，就算你條件很好，也會找不到固定教席。當然，也有些人異常幸運，條件不太好也找到固定教席，但這樣的例子很少。無論如何，正如麥兜媽媽麥太說：「靠自己有料解決啲嘢就梗係好啦，不過，運氣都好緊要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