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芷筠@本土研究社）
「香港民間學院」是本土研究社策劃的計劃，嘗試在大學體制以外實踐知識自主，推動民間知識生產及傳播，凝聚本土知識社群，介入社會關鍵議題。過去兩年間，涉獵過的課題廣泛，例如政治、哲學、城市研究、農業、世界史、金融史等。至於授課形式，除了較靜態的講課和討論，我們亦曾舉辦工作坊和田野考察的體驗式課程，讓學員對相關議題有更深刻的體會。
「無牌」和「辦學」
可是，本年三月底，忽然有教育局人員來「放蛇」，觀察我們其中一堂課，最後更發出警告信，說我們無牌辦學。根據《教育條例》條例，「學校」的定義是「一間院校、組織和機構，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以上，或同一時間向8人或以上提供幼稚園、中小學或專上教育課程，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
先不談人數限制，首要更值得商榷的，是到底何謂「教育課程」？三年前，同僚特意參加教育局的講座。當時，教育局提及只要課程不屬於中、小學課程的話，或屬興趣班的性質，主辦者無須註冊成為學校也可舉辦。三年後，同樣是教育局，卻說我們的課程有「學術成分」，屬教育條例監管的課程。當日被警告的課堂是《否想數學》，所談的是數學的文化意義，相比大學課堂，課程更接近興趣班。我們問對方，這些內容與條例有何關係，對方卻說內容與大學課程重疊。我們問他是否真的在大學聽過這些內容，對方又迴避繼而扯開話題。對方打比喻說，教琴是教「技巧」，那不當是「學術」；但若談及「樂理」，就有「學術成分」。但學過樂器的都知，你能完全不學樂理嗎？難度老師一談到音樂理論、作曲原理就即當「課程」要領牌嗎？最後對方又說，就算今天不警告，下次若由另一個職員到訪，也有機會認為我們是「辦學」而發警告信。那不是直接承認，條文內容沒有清晰定義，執法可以是因人而異嗎？
更有趣是，那名教育局職員提議我們，以後的活動「圍圈坐」，看來不似有一位導師在授課而是互相傾偈，那就不太似「上課」。這樣子邏輯又轉了，顯然不是消防安全的考慮。原來討論同樣的「學術內容」和牽涉同樣的人數下，只要換換模式，就可以不用受教育條例規管，不是太兒戲吧？不，再看看條例中的「學校」定義，還有「任何形式」這個魔鬼細節，一個組織在網上發佈有「學術成分」的片段，又算不算是無牌辦學？
條例不清晰 刀原來早在頸上
手握不清晰的定義，向民間發警告信，顯然產生寒蟬效應。民間學院的事件爆出後，收到不少友好團體詢問，他們疑惑自己機構舉辦的各式各樣課程，到底只是興趣班，還是受教育條例規管的課程，擔心突然被「放蛇」。但我們可以如何釐清定義？有立法會議員入信，要求當局回應，得到的回覆又是重覆條例的文字，沒有正面回答。要麼就繼續辦下去，直到教育局再「放蛇」然後直接檢控，就由法庭定斷。上法庭解決，就要預備大筆官司費，這樣根本不容民間小規模的辦學團體生存。
有朋友說，既然如此，就乖乖申領辦學牌吧。若果這是清晰的要求，那我們當然別無他法。但對於各個民間知識生產者，若想以教學維生、小本經營，領牌無疑成為一度頗高的門檻，逼使你必先有一定的資金成立公司，再找固定和合資格的場地經營。回到根本，其實規範辦學的原意是甚麼？保障學生安全？確保教學質素？還是監管民間知識生產的手段？在法律成為政治手段的社會，這些猜想絕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