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線寬頻新聞：『陶傑試做通識科樣版試卷』，2009年05月17日)
從金鈴獵奇之旅(其實我並不習慣加上金鈴妹妹、小金鈴等具不對等地位的稱呼)及the copy of copy of copy的柴九哥中掙脫出來，未必海闊天空，因為好事陸續有來，今次輪到陶傑。陶傑受有線邀請，試做新高中通識試卷sample，其後被三位老師批改，最後三人中有兩位老師(包括現為中學副校長的鄧飛)評陶傑『不及格』。其後陶傑在其地頭『光明頂』電台節目中大肆批評通識(包括那些老師)。陶氏雖難免在節目裡自瀆一番，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早已名譽掃地的新高中通識，終有一天須在眾目睽睽之下，從教育溝渠中抽出來鞭屍。縱使今天並非通識死期，但，不遠了。
除了最表面的『連國家領導人都講唔掂定義，學生又點講？』、『通識只依靠改卷者的主觀標準』等批判外，我們或許更需迫切地審視最根本的問題：通識科是一隻坑渠老鼠，已成一個公開的秘密。但，這隻老鼠究竟在散播甚麼病毒？究竟是甚麼病毒，築就了通識科的和諧，一種容許漂亮口號與悲慘現實共存的和諧？
先不論我們對『江山如此多fun』時代的鄧飛是多麼留戀，抑或對他在訪問尾段『唔似佢平時寫既野喎，留力喎佢』的兜番言論感到突兀，鄧飛的審/答題邏輯，甚至這種預早設定議程，答題空間極少的提問方式，美其名是一種『沒有(傳統意義底下，字對字點對點的)預設答案』，實質卻是一種管治大計，一種將所有觀點、立場、關懷同時置放於單一的、技術性的、自詡『價值中立』的分析框架：純粹行文、推演、結構上的考核。如此一來，一切都太明顯：這正是(後)殖民年代技術官僚的『行政主導、價值中立』意識形態。
無可否認，陶傑的答題似乎延續了其醉心於斯的權謀帝皇之術，即把一切政策改動看成是『權力鬥爭』的結果，然而假若我們意識到，鄧飛等的評論(欠定義、陰謀論、離題)其實並非屬純粹針對陶傑的異例，而是確實在十數年來我們一直聽到的審題原則，一種早已升上神檯的金科玉律，一個纏繞審/答題者已久，以致讓我們對理性背後情感基礎感到麻木的夢魘，那麼，我們須重新回到陶傑的問題：通識為何？教育為何？
批卷論
陶傑認為，試卷中開首的問題，要求考生從閱讀資料中兩位青少年的對談，指出他們的立場和所持的事例理據，只屬『閱讀理解』一類的問題。令我詫異的是，鄧飛對該指摘的辯護，是一句令人熟悉的『考試梗有一兩分較淺、送分俾考生當熱下身』。先不論考核中史時應否加一條『一加一等於多少』的送分題，然而將『閱讀理解』想當然地構想成『通識』領域中最為淺易的考核領域，背後卻屬一種非常線性、單向的學習觀：理解-->分析-->選取立場：理解本身被視為中立、客觀、本身並沒有立場上的差異，只存在理解精準與否的問題；另外，經過細緻的、『去立場化』的理解和分析後，最後所得的立場，必然(被鼓勵)帶有一種偽中立的行政觀，或曰，『去立場化的立場』。例如在宣示立場時，強調會在『發展和保育』、『自主與溝通』、『權利和義務』之間取得平衡，理解各持份者的(片面、去脈絡的)立場，尋求多方面的共識。這種見於各處的『平衡』論，壓根就是一種行政術語：它不講求/關懷持份者背後的情感基礎(即『立場』之一重要意義)，只要求各陳述者把他們的『客觀理據』攤在桌上，以便作出純粹以表面、可見、切合管理學『泛量化』的事實基礎的決定。這只是一種教人做decision making的管理學訓練，一種教人忽視各持份者脈絡、卻假扮中立客觀的官僚咀臉(脈絡並不是如主流見解般『將群體的訴求聚合、提煉成單一句子，再以社會角度、文化角度、家庭角度等偽多角度分析，而是一種理解，建基於『承認群體本身具複雜多元的意識與訴求』的理解，建基於承認其情感基礎、承認『各訴求背後的關懷』的同理心建立)，它連做學術的最基本要求——理解不同學術能出現於世，其背後對世界的關懷——也說不上。這一方面和我們在人文學科的學習經歷非常不同(因此，我相信鄧飛不會認為『請分享你在旺角逛街的經驗』比『分析資料中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其實更顯淺、更易考核考生的社會視野)；而且，將閱讀理解這一類文字技術演繹視為『淺』、『值得考核』、『不牽涉立場』，明顯就是一種技術官僚對學術的想像。
細看通識的評核參考，等級A的答卷具以下評分標準：『內容均衡、準確掌握題目要求』、『具分析性、能批判性地運用相關的資料』、『議論清晰並前後呼應、具支持理據』、『內容無重大錯誤、前後矛盾或重大遺漏』(參考08年高補通識評卷參考)。縱使在我們眼中，以上標準具有相當大的詮釋空間讓我們理解『具分析性、具批判性』等字眼，好讓各有心人自由發揮，但我們亦不難發現，以上對評分標準的闡述，根本無異於中文寫作能力訓練，一種不求論點/立場/關懷，但求舖陳/推演/掌握(或揣摩)他人要求種種去價值的技術。考核者的遣詞，是否也是一種Freudian slip，赤裸地展示了他們如何利用去政治、去立場的技術語言，看待一門比以往學科更重視價值討論的學問？如果這顯示了考核者其實也不太懂得如何書寫對通識(博雅)精神的執著，我們應該慶幸他們讓學生有了一致的批判目標，還是為將來這種港式通識的出現而感到悲哀？
偏見的隱匿
過往的殖民經驗告訴我們，號稱政治中立的行政官僚其實並非完全的政治中立，而是透過一種看似將所有意見都獲公平對待的民意處理假象，去掩蓋殖民者的武斷意志與決策。如果以通識的『參考』書舉例，情況可能更具體：x記出版社的『現代中國』的參考書中，提及李宇春與性別建構的關係，大意為『中國在一孩政策底下，父母紛紛讓子女打扮成男孩模樣……這將有可能造成孩子的性別認同障礙』。這是十分偏頗，其用詞所表達的含義甚至令人惱怒：它營造了一種氣氛，一種將簡單、甚至對性別越界的政治挑戰不甚濃烈的形象(至少我認為李宇春的形象仍刻意保留一些女性特質，例如白晢的皮膚)，也視為一種需要刻意警戒的潛在危機。X文(或X記)的教材課本用粗體字突出某社會學者『定義』青少年為『暴風少年』、cosplay是為了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失去的)群體認同、討論青少年生理問題時要求青少年『須妥善管理性衝動』、『多想後果』等等，也是以一種透過理論包裝，利用理論的普世原則，掩飾編書者篩選理論的偏頗標準，將所有青少年皆套上危機、問題化的框架去論述——為何喜歡事事夠『潮』的通識科會用一套已用上十數年的Erikson、Maslow理論，重複塑造出『青少年需要小心翼翼管理自己』的危機意識？
聽聞有學校老師批評某出版社之通識科『參考』書『勾屍(out of syllabus)』，老師教授學生『審題』的原因不是為了理解提問者的預設立場/關懷，而是提防回答時『離題』，兩者皆說明一樣恐怖的事實：在預設好了的議程底下工作是一種常規，而提問/質疑該議程，是一種禁忌、需要極力否定或禁止。正如部份老師面對陶傑『試卷本身有問題』的說法，只回應了一句『咪俾佢兜囉』的消極回應。
欠缺對客觀/主觀、事實/意見、理據/價值等對立的深刻、具脈絡意義的反思與批判，忽略香港的後殖管治本質，使得通識的實質操作和其他學科分別不大：以『防止離題』的心態閱讀已具相當彈性的課程文件、重視技術的鍛煉多於價值的思考；以『平衡各方觀點』這類窒礙反思個人取向的偽中立立場，純粹『羅列』觀點而非『衝擊』各方立場。港式通識的本質昭然若揭：極度迴避主體(不論是被研習的社會個體還是正在進行研習的學習主體)的情感基礎、只重視理據與客觀論述中『舖排、結構、操演』的一面、跟(最基本的)學術關懷脫鉤的技術官僚訓練。它的終點，必將訓練出一個個強於技巧鍛煉、輕於價值探求的行政動物，一種任由跨國企業、後殖政體使喚的『(擅於在不反思行政指令背後的價值下)靈活、變通、具適應能力』的新世紀怪物。
結
是以，曾蔭權辯稱自己(技術上)錯讀鳩嗡，比黃毓民(價值上)大叫不該，更為廣大通識仔女接受。『就算曾蔭權的行為多麼令人不齒，也不等於黃毓民可以用髒話罵人』。各打五十大板，能平衝雙方意見，理據清晰，滿分。評語的評語就與其評語一樣，除了語言技術的演繹以外，空洞無一物。通識，最終只成為思考技術的操演，它最終並非邁向對價值與人文關懷的堅持與探求，它僅僅是一種行政技巧，一種容許表裡不一的馬基維里愚民大計，一種讓更深層次的(後)殖民奴性掩藏其中的管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