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香港在推動開放數據方面的瓶頸，都是如何讓私營機構願意發放有價值的數據。今年《施政報告》提及政府政策局和部門將於2018年年底前發布其年度開放數據計劃，與公共交通營辦商探討開放實時運作資訊，並研發專線小巴資料收集系統和安裝裝置，提供小巴實時到站資訊。
9月份，我在倫敦進行考察期間與英國推動開放數據的國際組織Open Data Institute（ODI）交流，從他們的工作分享中獲得很大的啟發。本周ODI代表訪港，我邀請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和他的同事們與ODI朋友分享香港在開放數據方面的最新進展和計劃，並交流有關英國在開放數據正在試驗的計劃和概念。
ODI的政策顧問Lawrence Kay先生和我們分享ODI在英國推動私營企業開放數據的經驗，提到正在與管理鐵路系統的部門研究，如何鼓勵不同的鐵路營運者以統一格式分享數據，讓乘客可以在出行時獲得更全面的資訊。
他分析，很多時候機構發放數據未必能一步到位，而較實際的方式是從小型項目試驗開始，令公眾體驗到分享數據帶來的好處，同時制訂透明公開的分享和使用數據機制，才能得到公眾信任，令更多使用數據的項目能夠展開。
ODI目前正研究和推動Data Trust（數據信託）的概念，即一些數據分享協議框架，讓不同機構可以透過第三方機構按照協議分享數據。他特別提到，在開放數據的範疇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開放」，例如完全免費無條件發放的數據、亦有些數據可能在有特定條件下發放。
隨着香港逐漸邁向在城市各層面引入科技，市民的生活一舉一動都會無可避免地納入各種數據系統。正面而言，能夠透過分析數據讓城市管理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在保護私隱方面的討論卻甚為缺少。他介紹了「數據道德」（Data Ethics）的概念，即機構在考慮收集、分享和使用數據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其中數據格式標準、數據匿名化都是一些議題。他指出，不論公司或政府機構，都非常需要內部溝通和探討的過程，讓持份者通盤考慮使用數據的原因、方法、數據的局限、可能帶來的影響、如何對外說明等等。
管治與道德框架
為何討論數據道德有迫切性？多倫多的經驗值得借鑑。Alphabet子公司Sidewalk Labs正在多倫多一個歷史價值的碼頭區進行一項極具野心的計劃，就是把區域建成世界上最創新的智能社區Quayside。在如何處理智能社區收集的大量數據，以數據匿名化平衡私隱保障方面，計劃團隊雖然廣泛諮詢持份者，發展藍圖仍陷入角力中。提出Privacy By Design原則的前安大略省私隱專員、Sidewalk Labs私隱顧問Ann Cavoukian正式辭職。
上星期，谷歌Quayside公佈關於數據管治的初步建議，包括成立一個獨立的數據信託負責監督Quayside所有數據收集，任何想設置數據收集硬件或服務的機構需提出「負責任的數據影響評估」（RDIA，Responsible Data Impact Assessment）的申請，但部份申請可以得到特快審批或『自我認證』。Ann Cavoukian對外表示，難以贊成給予數據信託權力去批准無須在源頭進行匿名化的數據收集行為。
英國政府今年6月發布《數據道德框架》（Data Ethics Framework），作為政府推展其《國家數據策略》（National Data Strategy）運用數據的計劃以提供創新公共服務時，須考慮的道德標準，尤其是透明度和問責性方面的考量。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上周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第40屆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會議上發布「處理數據的正當性」研究報告，正正點出了香港需要探討道德數據管治文化及處理創新科技（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等）所帶來的個人資料私隱風險。
我期望繼續促進政府當局、公民社會、學者和企業討論開放數據需要思考的道德問題，例如怎樣平衡公眾對私隱和監控的關注，教育公眾多運用政府提供的數據集進行創新等。政府將全面推展政府開放數據政策，並在智慧城市中收集和運用愈來愈多的數據，必須與時並進，同時研究適合香港的數據管治和道德框架，才能得到市民的信任。
2018年10月30日 刊於信報 （本文為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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