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六月底，台南進行了一場「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邀請到台日韓港四地的藝術家、策展人、社會運動者參與，討論新自由主義下的民主政治、自由貿易、土地商品化、仕紳化、以及各自的在地研究與實踐，也談及到「太陽花學運」過後，排拒中國及排拒自由貿易之間的本土定位問題。其後，香港發生東北發展計劃的撥款被粗暴通過，宣告代議政治的失效，間接激發更多民眾參與71遊行，其後更發生了511人因留守遮打花園而被拘捕的事件。港台兩地社會運動的張力不斷升溫，總有著相濡以沫，各自參照的可能。
回溯至今年3月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議會，試圖阻斷國民黨強行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同時，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John J. Mearsheimer在「National Interest」期刊發表《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對台灣未來下了悲劇性的結論，Mearsheimer以國際政治權力的現實考量，認為目前中國的發展趨勢台灣必然無法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除非能發展具有阻嚇力武器軍備，否則在未來，「這個巨人哥利亞即將結束台灣的民主自由。」。這篇文章不單揭示美國站在觀望亞洲局勢的姿態，同時長久以來台灣對美國的依附關係下，渴望依附強國尋求保護的恐慌。這股恐懼情緒滲透各個領域，然而台灣民眾又如何可能在這份恐懼上找到出口？
如今「沒有選擇的餘地！（ There is no alternative）」這句柴契爾夫人的鐵律名言，今天再度為各國政府所用，進而塑造對保守政治與自由經濟的合理化與悲觀宿命論。不僅台灣政府仍守衛著自由貿易，日本安倍首相宣布參加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談判時也表示：「這是日本最後的機會。」因此無論TPP背後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之一，內容攸關撤除關稅壁壘、保障商品化與自由化，還包括政府採購、智慧產權保護、醫療、勞動標準和環保標準等的自由化，只要日美關係的強化能建立起對抗中國的防衛線，安倍政權似乎也在所不惜。逐漸地，無論日本或台灣社會從內在防衛激起的情緒，將衍生一種恐懼感，使我們失去想像的能力，相信加入自由貿易是唯一的解藥，相信軍國主義是唯一的自我保衛方式。自此已無另類替代方案，但是當將想像的權力交給政府的同時，恐懼感勢必也將會轉化為各樣形式，在現實處境下，更強化自身的排除性與階級問題。
因此「奪回想像力」是重新相信創造共存的可能性，當我們看到日本東京有民眾選擇自焚，以反對安倍解放集體自衛權，使近萬名2、30歲的市民上街抗議軍國主義復興，訴求和平，71遊行過後於遮打花園進行的佔領中環預演，511名市民因公民抗命被警察拘捕，及至早陣子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等...這些事件發生的現場，建構了一種「強制性的阻斷」的空間，試圖撞擊、介入市民的政治認同，並喚起想像「另類計劃」的力量。
現在正是提出一個實驗性計劃的絕佳的時機，與及我們如何從各個領域搭建一種信任關係的聯結平台。
如果社會運動現場是生產民眾對於奪回國家、政治「另類計劃」的想像力，那在藝術領域的「另類計劃」該可如何構想？如同班雅明提醒：「作品的政治傾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卻不是一個好問題，....面對一件文藝作品，先別問作品的政治立場是什麼，而應問這作品在社會生產關係中，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示範了什麼樣的生產方法？」藝術家的社會角色更重要的思考是作為「生產者」的位置，如何能改造藝術體制內的生產機器？例如「反服貿」運動中「黑箱」被視為過程中一種暴力、被隱瞞的事實，也揭露了代議政治的危機。因此，批判性同時也必須回到藝術體制的內部，不僅涵括意識上的革新，藝術家作為生產者也必須批判地理解「空間」、「文化資源」等配備，自身社會角色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與能動性如何「重組」資源或改造分配結構。從生產者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重新談藝術家所能開展的行動與批判性。
這幾年筆者調查在台灣、日本、香港三地，在城市空間資本化、公共空間消逝的影響下，藝術家創建另類的社區／藝術空間或藝術聚落，重新思考藝術體系以及公共性、群眾相互協作的可能性，並以此基礎開展的田野計劃。這些案例內藝術家在社區或日常空間內建構公共參與性的對話場域，試圖延續或拓展運動現場對特定公共議題的討論，將抵抗的認同（identity for resistance) 轉譯為多元化或遊戲性藝術實踐。如在日本的藝術空間的藝術家設置框架將居民或來自不同行業的參與者轉變為「co-creator」與創作者擁有共同權力，在過程中發揮創意並且合作執行，定期以探討日本核災後的社會問題（核災導致單親家庭數量劇增，許多婦女帶兒女移往關西避難，卻缺乏社會或精神上扶助等）、都市發展與外來移民以及去年在日本通過的「秘密保護法案」等等。香港的「活化廳」自去年底被藝發局終止資助後仍不減活力，幾位留守成員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定期與街坊舉行會議，協商改進社區環境的方案，並共同協力以禮物經濟的方式實行。如藉開拓街道空間、探討社區自發墟市價值的「活化墟」，及至由街坊合力編製的《墟報》，都將藝術回歸到因資本化威脅的社區下，最需要彌補的基層領域，從而一點一滴地重新建構民眾對社區／經濟／民生政治的再想像，並轉化作共同實踐。
這些藝術家的行動並非只求在象徵意義上的對抗或批判，而是試圖從共感的對話空間出發，尋找出國家所無法賦予的「想像力」，在底層日常生活的真實需求與心境，正好提供想像的沃土。透過藝術家長時間的經營，小社群間的個體團結與對抗方式也會逐漸萌芽，成為地理位置上的裙帶聚落。如果我們能想像一種外於國家主體，奠基於生活更深層的轉型與連結，它應當正正體現於這些社群之中。
作者為台灣策展人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7月21日
圖片來源：Howl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