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大，極權的小 ： 解讀艾未未塗鴉的含意
讀到李怡於蘋果日報刊登的《沒有塗鴉也就沒有香港未來》﹝刊於4月17日蘋論﹞，感受很深，認同之餘亦想以文化藝術工作者的角度略加補充。
到現在為止，艾未未已「被失蹤」超過兩星期，生死未卜。官方沒有一致的說法，沒有正面承認囚禁，連早期新華社的「涉嫌經濟犯罪」聲名亦已刪去。國際間眾多藝術與維權組織用不同方式示威，但是在沒有基本人權的經濟大國眼裡，艾未未只不過是另一個顛覆者，銷聲的操作上與以往的良心犯沒有多大分別，零星的示威都不管用。現在較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激發討論，結集不同文化脈絡個體的行動力﹝agency﹞。當中，藝術家與藝術創作的作用何在？如何介入政治問題？
在各本地藝術行動出爐之先，街頭藝術已牽動到民眾對眾多社會價值的反思： 表達與法治的共融、藝術的界線、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執法者的思考等等。街頭藝術家把城市看作一張張的油畫布、書法用的宣紙、剪貼的畫冊，街道成為他們的美術館。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權力理論說明美術館潛在的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從而檢視到葛蘭西﹝Gramsci﹞提出的統識﹝hegemony﹞建築。美術館的高牆成為判斷甚麼物件能成為展品的一把尺，透過推崇或收藏個別文化產物或藝術品，當權者就能夠打造他們的霸權主義。班尼特﹝Bennett﹞亦提出現代美術館理應生產出的兩大政治追求，就是一﹞透過收藏、展覽與保育運動，同等的展現所有群體與文化；二﹞所有構成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實際與理論上都能享有進入美術館的平等權利。這裡我們就能意識到館﹝institution﹞的基本限制，不同的展覽模式如美國費城的「沒有牆的美術館」﹝Museum Without Walls﹞就是冲著要打破這些規範而生，運用聲音與公共空間去讓更多人接觸到雕塑與裝置藝術。法國藝術家 JR 歷年來在世界各地張貼巨型相片，展示當地最敏感的議題，憑著「女性是英雄」﹝Women are Heroes﹞贏得2010年的TED 大獎。攝影師柏齊與謝至德在菜園村亦製作過近似的攝影展，於強行清拆後的瓦礫上貼上村民的巨型肖像，有極大震撼力。
塗鴉是眾多街頭藝術之中廣被談及的一種，創作主題上並沒有特別限制，其中很多時候會透過製作有個人代表性的形象或名字去展現自我，英語世界稱為 Tagging，並沒有很貼切的中文翻譯。 Tagging有強烈重奪公共空間的意象，而塗鴉本身也成為減弱規訓權力的有效武器。作品不須經過審視，不用策展人，也不須依賴媒體而遭受阻隔並失真。有人開始把街頭藝術引入藝術館的行徑是可怕的，這樣意味著規訓權力再次運作，並吞噬了其對立物。情形就好像街頭小食雞蛋仔「被提升」到連鎖店一般，去除了原真性。
香港塗鴉界知名人士SYAN (歌手MC仁於塗鴉界的別名)在報導中表示警方「大驚小怪，幾幅嘢，可能怕比人話唔做嘢而扮做嘢」所說的都是一般市民的構想，報導可能被斷章取義，但我相信文化藝術界需要有截然不同的閱讀。文藝界千萬不能夠隨便矮化藝術作品，說只是「幾幅嘢」。黃靜於信報引用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話實在是最好不過 ─ 「藝術之所以政治，並非因為它關注的對象，而是因為它分泌一種生產異議或腐蝕共識的敏感，如此敏感將看不見的人和事情放進焦點。」艾未未也揚言「表達自由和表達的可能性，是創作的最主要的條件」。無論在任何型式的社會規範當中，表達都是有政治性，沒有政治含意的藝術是不可能的。藝術作為表達的工具，社會越打壓表達自由，藝術的政治性也必然加強。SYAN的塗鴉作品《Hong Kong Walled City》的政治性便最明顯不過了。
我甚至認為把艾未未塗鴉事件視為刑事毀壞是極度反智的，群眾怎能夠抽空其文化脈絡而視之為單純的「毀壞」？就像街頭藝人有趣先生事件，法官的判詞大意是「雖然香港永遠都不會是倫敦，銅鑼灣也不可能是萊斯特廣場﹝Leicester Square﹞，但相信香港市民有足夠的文化涵養，去容忍街頭藝術表演帶來的不便。」市民對建設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打樁工程的噪音、修路的不便，我們通通能夠接受，並視為理所當然。所有文化活動都是線性的建築，一次的活動或一件作品能孕育出種種可能，只要有一定思考，我們就會接受並保護街頭藝術。
那麼這次塗鴉追捕事件是甚麼一回事？在立論以前，這些塗鴉的含意是需要被解讀的。在香港政府全力打造文化西九的同時，曾多次到港交流的國際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失蹤了，但是港政府以及其相關的藝術協會默不作聲。這時候街頭出現艾的肖像塗鴉，並廣泛引起討論。一星期以前，我工作上認識的中學生不知道誰是艾未未，他們的藝術課也不會教；一星期後，我看見街上有兩名只有約6、7歲的小童指著塗鴉說：「媽媽，艾未未呀！」也有青年擺著姿勢與塗鴉合照。被認為不適合發生藝術活動的街道、不能被藝術館吸納的藝術作品正在扮演最有效的藝術及公民教育教材。西九？西乜九？
艾未未以藝術美學角度訴諸公義，在網上公佈四川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致死的學生及人數，被失蹤後不能夠再為死難者討公道。每一個塗鴉，都是在刮權力機關一巴掌；每當市民看見艾的塗鴉，也就是看到訴諸公義的意符；每一個艾的塗鴉都是他公佈過的死難者名字，每當一個艾未未塗鴉被抹去，也就是抹去公義，為極權清洗異見，為包庇真正的罪行銷聲，刷掉死難者存在過的證據。
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認為，較複雜、影響較深遠或大眾關注的案件，交重案組調查亦適合。所言甚是！但總區重案組只能夠負責調查謀殺、綁架、巨額劫案，這樣巨大的藝術政治活動，總區重案組算老幾？藝術甚至能改變其創作形狀，並且潛藏於生活當中。好像推舉無政府主義的朋克音樂，已經能夠滲透到每個人當中，你可以不聽朋克，但是朋克的反抗因子已經種植好了。朋克樂隊The Clash早已解散，但我們仍然能被London Calling所喚醒；艾未未不見了，但他的失蹤為他的藝術注入燃料，引發更大型的討論。在藝術走進生活、生活即是藝術的境地，重案組能做甚麼？
在消滅不到的藝術面前，當權者是應該害怕的。電影界的朋友說剛剛知道原本於五月舉行的北京第八屆中國紀錄片臨時取消了，藝術總監突然辭職，獨立電影網現象網亦於個多月前被封殺，內地對藝術表達自由打壓愈來愈嚴重，風聲鶴淚。種種證據都驅使我們更相信藝術的力量和當權者的無能。4月23日，本地藝術家以「藝術公民」名義發起遊行，讓我們以藝術裝備自己，捍衛公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