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基層發展中心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在香港人近乎預知的情勢下，當選成為第四任特首。和以往「擺明欽點、容許陪跑」的方式不同，今次競選出現建制派內「默許競爭」的變數，引發期間出現種種政治醜聞，互相攻擊。有論者戲謔今次競選是「共產黨對地產黨」之爭，也有指是「老董回魂、敗部復活」，更有人憂慮今次是「西環」與「中環」苟合下的「幹部治港」。對於「狼政權」的出現，香港人不應抱持「剝花生、等睇戲」的心態，民間社會更不能被一些「假大空」的競選承諾所麻醉，必須在新形勢下調整戰略、為長期抗爭作好準備。
香港是一團矛盾、錯綜複雜
要了解「狼政權」未來的政治操作形式，必須對其產生背景作出分析。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歷了「商人治港」和「官僚治港」兩個階段。中共一直聲稱堅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但經歷了2003年超過50萬港人上街反對「廿三條立法」後，北京已經開始改變治港的戰略方針。表面上，以曾蔭權為首的官僚集團被安插「暫時管理」香港，以維持「港人治港」的招牌，但實質上，北京以不同形式介入香港事務，所謂「高度自治」其實已經名存實亡。
前港澳辦主任廖暉曾形容香港是「一團矛盾」，錯綜複雜。他力挺曾蔭權的「官僚治港」，拉住大財團維持「經濟發展」，造成香港今日「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的矛盾。過去八年，北京的經濟大禮不斷送，資本家的口袋財源滾滾，但社會的深層矛盾卻愈積愈深！北京對曾蔭權自以為是、倒向財團的施政作風雖有不滿，但令北京最耿耿於懷的，是特區政府並未有落實北京期望「人心回歸」的戰略目標，反而經常被港人用所謂的「香港核心價值」，作為「保衛兩制、抗衡一國」的借口，令中共長期處於被動的狀態。
「狼政權」是中港矛盾的產物
今次特首選戰引起的震盪，表面上是源於香港內部階級利益重組的爭奪戰，以梁振英所代表的專業菁英、中型資本家集團，聯合土共所代表的基層利益集團，向地產商為首等大財團的主流利益集團作出的一次挑戰。但挖深一點來看，這種矛盾的背後，更牽涉到中共黨內權力集團對香港管治理念的分歧。中聯辦與港澳辦的矛盾，不只是官場的人事鬥爭，更涉及對治港意識形態及話語權的爭奪，即對如何建立一個能落實北京「統治意圖」的「管治班子」，將香港由「反共基地」，變成讓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融資基地」的戰略思想分歧。
今次特首競選最大的特點，是北京默許建制派出現「內部競爭」，並開出「比民望」的準則，造成民意能左右選情的一種假象。其實，這種「默許的內部競爭」，只是中共在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後，為香港在2017普選特首「試水溫」作準備。如果認識到「先認可、再競爭」將成為未來特首競爭的遊戲規則，今次讓梁振英「入閘」，就變得可以理解。對北京來說，普選算不了甚麼，只要結果可以預知。至於梁振英今次能夠「爆冷贏出」，固然和他處心積慮部署參選有關。他彷彿洞悉先機，主動走進社區、聆聽民意，令基層大眾受寵若驚，成功建立「改革者」的形象，民望一直領先對手。本來，政治醜聞令建制派出現前所未有的大撕裂，已成鷸蚌相爭之局，但「薄熙來事件」逼使北京決心挺梁。對中共而言，香港只是癬疥之疾，既然兩個候選人都能接受，北京當然不想局面亂下去，以便騰出手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動手術處理薄熙來這個「心腹大患」。可以講，「狼政權」是中港政治矛盾夾縫下的早產嬰兒。
「穩中求變」：新政權政治操作的密碼
不管梁振英是否「紅岩兒女」，以他在香港政壇的資歷、聲望和人脈關係，沒有中聯辦居中協調，不要說有效管治，連組織班底也有困難。因此，「狼政權」並非如想像中那麼強大，真正令人憂慮的，他的政治地位已由一個特區的「管治者」降格為「管理者」，事事聽命中央。城中流傳北京要求梁振英任內完成四大政治任務的說法(包括政改方案、23 條立法、收拾港台及國民教育)，雖然不無道理，但梁振英比誰都明白，不能穩住政權，任何任務都無法完成。
要解拆「狼政權」日後的政治操作，我們實在無需急於在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中尋章覓句，因為按中共的政治遊戲，最重要是掌握政策精神的微言大義。「穩中求變」是梁振英競選特首的政治口號，或可視為「狼政權」政治操作的一個密碼。觀乎「狼政權」建立過程的種種部署，我們認為其基本戰略是：「以變求穩、以穩求變」，中心任務是：使香港向「一國」接軌。梁振英為何急於在當選之日，即表明有意參與2017 年直選特首，因為他知道作為一個「三低特首」，必須向北京表明戰意和心志，同時向所有覬覦大位的對手作出示警，以便爭取時間，以兩任時間，分階段期完成任務。因為十年任期屆滿之日，正是「一國兩制」落實一半之期。萬「變」不離其「中」為了有效管治，相信梁振英在第一個任期的基本戰略是「以變求穩」，盡量推出大量能包攬民意，取悅民心的政策，「偽裝」成為改革者，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問題。由於董建華前車可鑑，梁振英為了鞏固政權，理順管治隊伍及調整利益板塊，會更加重視「運動群眾」的策略支持施政。至於大量敏感和爭議的工作，他將會視乎他任內兩屆立法會選後的政治形勢、建制派利益板塊重整，及港人對他大派糖果後用「糖水煮蛙」的反應，務求做到「以穩求變」。我們估計「狼政權」一套極有「中國改革特色」的政治操作模式將會登場：
1. 社會改革：在社會民生問題上進行「有限度改革」，改善社會分配以減輕社會矛盾，但只會推出一些「針對性」的扶貧、利民措施，卻迴避種種長遠的社會改革(例如全民退休保障)。
2. 訴諸群眾：為了克服小圈子選舉認受性的不足，擺脫議會及民調對施政的制肘，「狼政權」會經常直接訴諸群眾，以強勢政府的姿態，挾民意／民粹反過來壓倒立法會的民意代表。
3. 管治聯盟：以「招降納叛、分封酬庸」解決建制派內的不滿，在新的管治聯盟下建立強勢政府，維持有效管治；利用問責制「派官」，大批扶植及培養建制派的管治梯隊。
4. 規範政改：為了部署連任、延續政權，在政制設計方面會為特首選舉「提名門檻」設限，防止泛民政客有機可乘；在立法會選舉設計上鑽空子，以延續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機制。
5. 經濟轉型：順應社會對「地產霸權」的不滿，調整社會各個利益板塊，改變以「房地產」一業養百行的經濟模式，重點發展「金融業」，以配合中國經改及進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需要。
6. 收拾人心：透過收編及改造教育、媒體、文化等意識形態宣傳機器，淡化港人多年來建立的「市民身份」和社會價值觀，逐步向「國民身份」轉型，完成邁向「一國」的方向接軌。
民間團體如何應對「狼政權」的變局
「民主回歸」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間社會的共識，透過「雙普選」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港人一直爭取的目標。在維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建立一個公義和均富的社會，則是民間團體一直堅持的理念。可是，回歸十五年來，政府施政一面倒向地產黨／大企業傾斜，金權政治令香港的階級矛盾不斷惡化。選舉制度的扭曲，固然令立法議會無力制衡行政機關，但政黨政客沆瀣一氣，亦令市民的失望和不滿，造成民粹主義抬頭。統治集團過去賴以整合社會的一套「社會共識」逐步瓦解，管治的能力早已失效，香港社會長期陷入全面危機之中。
民間組織的應對策略
民間組織過往在爭取「改善民生」和「捍衛民權」的議題上，有清晰的訴求和行動策略，也有明顯的鬥爭對手和群眾基礎，但在回應政治問題上卻顯得有心無力，缺乏政治動員能力，難以對當權者產生實質威嚇。
面對「狼政權」來勢洶洶，部份泛民政黨「靠食老本」，在議會內蹉跎歲月、無所作為；部份社會動員團體( 如民陣) 只能繼續以「人頭策略」，定期動員市民上街表態；而一些堅持直接行動的社運群體不斷遭到打壓及檢控，情況看來相當不妙。但在「空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和「眼見群眾運動走向民粹」以外，是否仍有出路呢？民間社會內不同的組織都要深刻反省，在新形勢底下為自己重新定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做好準備。
在思想上，民間組織對「狼政權」主動進提出透過改善社會分配、改善民生的政治姿態，必須保持警覺，因為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權，透過「經營民望」，就有條件進行其他政治任務。團體要有充足的思想和論述準備，克服過去處理社會議題上「去意識形態化」而缺乏願景的傾向，在組織基層爭取社會改善資源分配的同時，鼓勵參與者分析和挑戰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義背後的經濟剝削和權力關係，讓基層敢於質疑當權者維持統治的所謂「社會共識」，建立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和論述，抗衡植根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政治無力感」。
在政治上，團體必須認識到，「狼政權」並非人民的真正選擇，無論梁振英提出的社會改革建議有多大程度改善民生，其政治操作都是「抄襲」中共維持專政或維穩的手段，任何改革建議都只會是零碎而不徹底，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目的只是為了鞏固政權，完成使香港邁向「一國」接軌的任務。「六四事件」後催生的港式政黨政治，長期以「民主」建構政治光譜，令一些標榜民主，卻奉行一套極右市場經濟路線的政黨，可以左右逢源。香港政治意識形態長期保守右傾，根源不單在於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議員身上，同時亦存在於打著民主旗號的泛民議員身上。「狼政權」雖以一個「中間偏左」的改革者形象出現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但卻迴避作出全面的社會改革，因此，民間社會急切需要壯大「民主左翼」的力量，盡快建立一條「泛左」的社會運動戰線，揭露「狼政權」在政治上虛偽性。
在組織上，民間團體的長期優勢在於扎根社區、貼近民眾，但當「狼政權」已經學會走出建制和議會，直接走到社會中運動群眾，訴諸民意或民粹力量，藉以強化政權的實力，反過來製造社會共識、領導民意。團體在新形勢下必須更積極在地區組織基層大眾，建立有動員能力的行動網絡，做好民眾的培權工作，再不能依靠宣傳噱頭、輕視社會論述；只重行動報導，忽視群眾動員的組織問題，令民間運動流於「形式主義」和「改良主義」，缺乏對當權者產生實質威嚇，更遑論可與之討價還價。
在應對「狼政權」未來的政治操作，民間團體可以做的工作極為有限，但卻極為重要，因為只有人民的真正醒覺，才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以下幾點，只是一些可供討論的建議：
1.
加強社區的培權工作：
加強群眾的政治培權教育，
抗衡土共的民粹力量
2.
改善民間組織動員力：
要走入社區不斷接觸群眾，
以行動網絡增強動員
3.
連結社運團體的力量：
壯大民主左翼的社會運動，
推動社會全方位改革
4.
激化菁英集團的矛盾：
揭露幹部治港的社會危機，
爭取中產的進步力量
5.
弱化管治集團的認受：
持續打擊狼政權的認受性，
逼使梁振英無法連任
6.
抗衡中共插手的滲透：
堅守六四廿三的政治防線，
捍衛人權法治的底線
香港爭取民主普選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普選的真正意義不應只是一人一票的「票箱民主」，普選的價值必須要能落實社會經濟公義，才真正體現「權力行使的正當性」和「社會分配的公平性」，但前提必須依靠人民的真正醒覺和持續的行動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