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慶鏘
十七日晚上，我從機場回到中環。車站的職員說，灣仔「暴動」，放催淚彈，封路了，乘的士請到樓上。樓上有四百個人和八百件行李在等的士。我把行李存好，走路回家。手提電話的收音機終於派上用場。我聽着電台的廣播，走過蘇豪和伊利近街，眼前是燈紅酒綠，耳邊響起一位烽煙聽眾的聲音。她說明白韓國農民的要求，早上還去過維園探望他們，但因為家人是警察，難免擔心。「想不到出事了，」她說。她說「出事」，不是「暴動」。回到家裏打開電視，一個警察在記者會上把衝突定性為「暴動，暴動，暴動！」在場的記者也說「暴動」，愚昧病態的更問：「要不要聯絡解放軍？」事件沒有擴大，在灣仔靜坐的示威者平靜走上囚車。上床睡覺時已是十八日早上四時，六點鐘爬起來去機場。執筆這刻還在外地。幾天以來，外地的傳媒都沒把十七日的事件說是「暴動」，而只是「騷動」（disturbance）。
從天真走向覺醒
遠離案發現場好胡思亂想。十七日晚十八日凌晨，電視上重複播送較早前衝突的影象，和示威者與警方在灣仔對峙的直播，霸佔了腦袋。到了外地，才顯得玲瓏浮突。什麽是「暴動」？六七年香港「暴動」，但那是港英政府的說法。對愛國的人士來說，那說「反英抗暴」，施暴的是港英及其統治機器。三十多年後統治機器換了老闆，歷史翻了幾翻，繼續拿我們的命運開玩笑。「暴動」是有看頭的奇觀嗎？媒體的鏡頭展示警方的部署，這些影象有幾真實？現場直播在觀眾心裏種下了什麽欲望？我記起了衛悉勒（Haskell Wexler）的《Medium Cool》（1969）。一九六八年美國爆發了龐大的民間抗爭運動，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前兩星期，衛悉勒估計到時必會發生事故，領隊到芝加哥拍一部關於這個社會運動的劇情片。事故果然發生了；背着角色的演員與工作隊，和示威者混在一起，跟警察糾纏，被警察追打（「衛悉勒！撇呀！是催淚彈！」）。那些影象和聲音，哪部分是處境的？哪部分是創造出來的？虛構的故事和真實的處境混為一體，什麽是真相真像？那是個斗膽的年代，也有大膽剛烈的作品。上街示威很需要勇氣，因為實實在在會被警察打個頭破血流；而且，全世界都一樣，記得中文運動嗎？盡在不言中的還有，最能夠使用暴力的人，不是示威遊行的群眾。
七十年代的《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導演Stuart Hagmann）遠不及《Medium Cool》尖銳，卻是七十年代成長一群都看過的反戰學運電影。論主題，兩部電影都是講一個從天真走向覺醒的故事。開始前，兩個男主角都事不關己。《Medium Cool》的電視台記者要從採訪運動的過程裏，才學曉懷疑電視台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烈火暴潮》的大學生，則因為女朋友的影響，自己沒參加示威也被警察毆打，才成為反戰分子。
十八日凌晨，我看着電視，想到這兩部三十五年前的電視，若說到九九年西雅圖是分水嶺，那反全球化運動也已六年光景了，卻好像引不起電影工作者的興趣（ＤＶ拍攝的紀錄片可能不少，但只限於社會運動的圈子裏流傳）。二○○一年七月熱拿亞Ｇ７峰會期間的示威活動導致一人死亡，二○○二年有部意大利片以此為題，卻完全找不着重心。我沒看完場便離場，到今年連片名都忘記了。
十八日凌晨，我看着電視上的示威活動，一句話走了出來：「這在電視看才好理解。」這話出自當笛里路邊（Don Delillo）的小說《Cosmopolis》（2003）。二○○○年四月某天，二十八歲的億萬富豪伊力柏加和他的「理論主管」金絲姬驅豪華長轎車駛過曼哈頓，遇上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暴力示威。柏加打開天窗，鑽身出去看個清楚。他見到示威者、人群、警察、一隻二十呎長的發泡膠老鼠，「老鼠成了貨幣的單元，出自波蘭詩人Zbigniew Herbert的《圍城報告》，也是《Cosmopolis》的題詞。」一個示威者作勢向他扔磚頭，被柏加的保鑣一拳打昏。柏加鑽回車廂，在電視上看示威。示威者搖動轎車，向它噴漆撒尿扔垃圾桶，銀行傳出爆炸聲。柏加無動於衷，和金絲姬冷語分析資本主義。
「示威者沒有給資本主義掘墳墓。」金絲姬說。「覆天蓋地的市場文化繁殖了這些男男女女。他們鄙視這個制度，這個制度卻需要他們。」柏加附和說：「示威給這個制度排毒滋潤，再次證明市場文化的創造力，如何改變自己去迎合本身的目的，並且汲取周遭的一切。」然後一個示威者引火自焚，就像越戰期間的越南僧人。柏加企圖通過「明白」去擁有自焚的痛苦，金絲姬則再三強調：「那不是原創的。」示威結束，金絲姬下車，柏加的轎車繼續上路，送他去剪頭髮。
人類最後的自由
對柏加和金絲姬來說，反全球化示威沒有任何道德意義。柏加是個買空賣空的外滙炒家，金錢於他是數字，沒有任何社會價值。金絲姬是個虛無的知識分子，只懂沉迷於思想和概念。
十八日的凌晨，我在電視機前重讀了《Cosmopolis》的示威段落。十七日下午的衝突，以至書裏描述的暴力行為，都遠不及柏加和金絲姬這兩個人物可怕。大抵示威者和執法者的暴力，始終有各自的道德基礎，而柏加和金絲姬則對消費主義—二十一世紀最後一道意識形態防線—也嗤之以鼻，丟到歷史的垃圾桶裏去。也是在二○○三年，巴勒（J.G.Billard）發表了《Millemium People》一部屬中產階級因無聊至極，進行「暴力革命」的小說。他們襲擊ＢＢＣ，焚燒國家電影院，在Tate Modern放炸彈。巴勒在一篇訪問中說：「當人的道德抉擇止於挑選汽車的顏色，我們將只剩下自身的病態精神。當人僅存這點自由，他將必然崩潰。」狄里路和巴勒洞悉這個世代的深層秩序，《Cosmopolis》裏的柏加和金絲姬，《Millennium People》裏的中產階級，都是因為妥協和沉悶而要憑借暴力，賴以偷生。
我們存活在一個危險的年代。人們盲目相信金融資本主義和電腦時代結合必然美滿，道瓊斯指數上升一個百分點，舉世歡騰，那怕受益的只是極少數人；卻害怕街頭示威的衝突，以至擴大和概括為「暴動」。不要把賴以為人的防線當作高枕無憂的籌碼，大家好自為之。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2-23
圖為衛悉勒（Haskell Wex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