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是周浩導演近期的記錄片，跟拍了在廣州一所省級醫院的急診室，記錄了醫護人員從上救護車趕至案發現場，到病人送回醫院後的後續事宜，片長99分鐘，穿插了近八個片段，好幾段都像看肥皂劇般荒謬，但你知道它是真實發生過的，正因為真實，所以顯得更加殘酷。
記錄片只是把真實的部份呈現給觀眾，如何去解讀，解讀到甚麼就交給觀眾了。我在其中讀到了兩點，兩點都跟如何「活著」有關。
電影的結尾記錄了一個八十歲老翁生命的流逝，鏡頭先拍救護人員趕到他們的住宅，老翁的女兒不斷尖叫大哭：「救命啊！救命！」，她就跪在地上，床上靜靜地躺著瘦骨嶙峋的老翁，如此冰冷。到了醫院，證實老人不治，女兒盡最後一次的孝，為她父親穿上簇新但已不再合身的西裝，笑著說了句：「靚仔啊！老豆。」然後護士為他的七竅塞上棉花，然後將輕飄飄的他裝進麻布裡，包好，抬走。
還有因各式各樣原因死去的人。
有人開快車出了車禍；有人與朋友相約喝酒，喝太多，回到賓館後死去；有吸毒者為了逃過警察的追捕，摔下樓，死了。生命是如此的輕，輕到讓人覺得如果還在計較生活的得失、別人的好壞都顯得特別幼稚，都是在浪擲自己的生命。
再是為人情涼薄而悲，電影中，好幾個患者被送進急診後，被問及是否有親友時，都只有空洞的回聲。我問為什麼，友人說是制度的問題。來了，要簽字；誰也負不起，簽字的後果；無論是物質還是心靈上的債，都還不起。所以那追得吸毒者掉下樓的警察不敢簽，那懷了孕，被老公拋棄想自殺又未遂的女人的父親也不願來簽，在街上被同事捅傷的工人的主管、因工傷割破指頭的女工的老闆，都不願簽。
有個因與同事有隙的工人，在街上被同事捅傷，送到醫院後，主管來看了他一眼，甚麼都沒簽就走了。眼淚從男工的臉上默默地滑下，說著，公司不要他了，出了這樣的事，公司不可能再要他了。字裡行間只剩絕望。有一個昏迷的女人被送進來，她的“友人＂在她昏迷時說她有好幾個老公，現在懷孕了。用她的手機給她的聯繫人撥電話，她的“老公＂當她是詐騙集團，她的父親不願或不能來簽字，只說了要保大人。女人醒了以後大崩潰，醫生讓她去警察局取回自己的物品，她崩潰地問警察局在哪，我們看著覺得很好笑，但其實很悲涼。當你讀進她的眼裡，只看到一片荒蕪。她坐在一旁抽起煙，醫生問她：「你懷孕了嗎？」她點頭。然後說：「我想死。我吸了毒，想自殺。」一個一心求死的人死不了，睜開眼，不知身在何處，被指著去一個自己也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失去方向與希望的人生。
友人說是制度的問題，是制度造成這些缺失與悲劇，醫療制度不夠健全、缺乏第三方的監控機制、醫療收費制度不夠透明、勞工條例不能保障工人的權利、社會服務的系統也不夠全面……的確，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與解決。但我有疑惑。
人們負不起這個責，需要政府幫你負，保護你，你才可以去保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社會制度不夠健全，所以吸毒喫藥的大有人在，廢青文盲流浪漢自我放棄也是沒有辦法，因為制度沒有幫助他們。普通人的資金與精力有限，所以管不了，是制度的問題。
聽上去不覺得悲哀嗎？起碼，這些人最親近的人都沒有給予他們機會，不是嗎？在香港，醫療制度與社會服務較內地健全吧？是不是就沒有吸毒者、迷失的青年、因莫須有的原因而死去的人呢？最近的金庸才俊、十二歲的女童等等，每天翻開報紙不是都有人間悲劇嗎？這些，是因為制度的不健全才導致的嗎？或許你會說，是意外？
許多人正在在社會承受不同苦難，在制度面前，我們顯得如斯脆弱。但更可怕的是，我們對社會上的不公與不義，以及其造成的悲劇的漠然。因為看多了，所以麻木了，所以不需要再關注？因為生活忙碌，因為要以個人利益為重，所以“沒有時間＂去關懷社會，關懷身邊的人？
最後節錄周保松教授《政治的道德》中的一段話：「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著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著，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我始終相信，只要人盡責、待人致誠、願意溝通、願意理解、願意付出、願爭取公義，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註：導演周浩曾任新華社、《南方周末》，《21世紀經濟報道報》攝影記者，2001年開始制作紀錄片，作品多次入選國際重要電影節並獲獎，他拍攝過的紀錄片有《厚街》（2003）、《高三》（2006）、《龍哥》（2008）、《差館》（2011)和最近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棉花》。
《厚街》記錄了在珠江口厚街打工農民的生活狀況；《高三》以高三學生林佳燕的日記為主線，記錄了一群學生與他們的班主任如何渡過高三的一年生活；《龍哥》記錄了毒販“龍哥”和他的道友的生存狀態；《差館》記錄了在廣州火車站的廣場派出所發生的事；《棉花》記錄了棉花被種植到製成衣服，出口到國外所經過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