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劇場的命運，與本土視覺藝術家的命運一樣悲涼。這一對浮城苦難的姊妹，共同面對著同一種困境──空間的壓迫。
藝術文化空間嚴重缺乏與壓迫創作的問題，雖然成為近年文化政策與市民關注的話題，表面上也漸見政府從旁協助建設與多加管治。例如我們看到石硤尾工廠大廈改建成了JCCAC賽馬會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中環的書院與已婚警察宿舍改建成了PMQ 元創方；還有最近開放的黃竹坑 ADC 藝術空間；鬼知道拖到幾時完工的西九文化區；以及計劃「活化」並建成藝術發展中心的大埔一所廢棄學校──建議不要用「活化」這個不吉利字眼，藝術界對於上次「活化」火炭變相加租趕絕搞死藝術家的陰影還未消散。
這些硬件文化設施似乎建成了，慰安了不知事實境況的市民，令人錯覺本土藝術生態的空間與發展十分充足。事實上，在建成了這麼多掩人耳目的「文化設施」之後，本土的藝術生態、藝術體制、藝術市場與藝術家的工作空間與就業情況，在根本上沒有改善過──很可悲的是──一丁點改變也沒有。
這是為什麼呢？是誰在使用這些空間呢？這些空間被怎樣使用呢？藝發局有否以符合政府文化政策的方針，篩選、審批政治正確與「無關痕癢」的藝術家，進駐並「霸住」這些空間？──如同發放免費電視牌照給空殼的不事生產的頻臨破產的亞視，也不發給港視──為什麼這麼多所謂的文化建設沒有推動香港藝術文化生態的生長與發展？為什麼香港那麼多年輕的、年長的藝術家，還在失業、待業、或成為遊蕩在城市邊緣地帶的無業幽魂？本土藝術生態真正需要是什麼呢？
以劇場生態與藝術生態的空間現況來說──
扭曲劇場生態的空間壓迫在於，此城只存在著兩類表演場地：
一、大型劇場（例如大會堂此類場地，只供那些外國大型劇團與本地少數知名的大型劇團演出）；
二、小劇場（例如牛棚的前進進與某些坐落在城市邊緣的小型黑盒劇場）。
壓迫藝術生態發展的原因在於，這裡也只存在著兩類藝術展覽空間：
一、高端展覽空間（例如：只展覽傳統藝術品與符合政治文化政策的官方藝術館，與只經營代理國外國內知名藝術家作品的商業藝術畫廊）；
二、藝術家工作室（嚴格來說不算是展覽空間，較是小圈子的分享聚會；而一年一度的伙祟開放日沒法為藝術生態供應持久的創造性活力）。
於是，在空間的壓迫──或地產霸權的逼害與政府過多的干預──下，香港的劇場與藝術生態走向單一的兩極現況：要麼要求藝術家站在商業菁英成功的大舞台上；要麼被拋棄在城市邊緣「失敗者」的集中營。
如是，本土藝術生態出現了當下病態的現實狀況。此刻在城市邊緣中掙扎著的藝術家──商業體制下的「失敗者」──卻永遠也沒法通過某種可能的道路走向所謂成功的舞台與市場，甚至想靠近一點，都感到像是在等待奇蹟般的渺茫──因為這個不公義的城市期待他們能一步登天般地跨越那不可能的商業體制，卻不曾嘗試建立某種讓邊緣的藝術文化創造者得以走向社會日常的橋樑──某條讓年輕人得以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梯級。
所以，我們看到了本土藝術生態的急切需求：一道由一層又一層的梯級形成的橋樑，就是搭建在小劇場與大型劇場──藝術家工作室與高端展覽場地、指標性收藏機構與收藏家──的不同程度的中小型劇場與中小型藝術展覽空間。
這些作為中小型劇場與中小型藝術展覽場地的必要，在於它們能為香港藝術文化生態提供濕潤的土壤與演出／展出作品的空間；它的作用，在於提供年輕的劇場藝術家、視覺藝術家一步一步地成長與發展，並最終能從城市的邊緣走向城市的中心舞台。它就像一條發展的鎖鏈，一環一環扣結成藝術成長的橋樑。
它首先需要的梯級是，特地為剛畢業的表演藝術家而建立的排練、演出小型劇場，與專注於經營初生的視覺藝術家的作品，而策劃的展覽與市場交易；這些小型劇場與藝術空間（包括畫廊）提供年輕的藝術家們表演、實驗、創作、展覽作品與爆光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成為藝術家成長發展的踏腳石，把藝術家帶進社會與大眾的消費文化中，讓他們的創作在商業市場的上試驗、修煉、改進、出售與發揮影響作用，讓藝術家的作品能為喜愛的顧客與收藏家欣賞與收藏，以此確立本土藝術市場的交易，推動藝術家向下一個梯級進展，以至引導到國際性的展覽空間與藝術交易現場。
而這些促進年輕藝術家發展，與促使本土藝術生態健全的中小型劇場與中小型藝術展覽空間，卻一直在JCCAC、PMQ、ADC──或未來西九文化區──的藝術文化建設中嚴重缺席。
原刊於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