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from here, but I promise it won't be boring.＂
——David Bowie (1947-01-08 -- 2016-01-10)
香港人稱他為David Bowie，甚少有樂迷叫他大衛寶兒，猶記得張國榮在《烈火青春》用強烈的倫敦腔讀一遍，牆上海報那個人的名字 --「David Bowie」。張國榮曾經在倫敦讀書，受當時英倫文代所影響，變色龍David Bowie當時己紅透英國，他將男女性別混雜cross-gender，把邊緣的次文化帶入流行文化音樂時裝電影藝術，成為了可以萎頹(Glam Rock)、反叛(Punk)到雅俗共賞(Britpop)的英倫文化。他就如他所說，「我保證唔會悶親你。」
一個城市如何影響藝人，從David Bowie、張國榮身上，證明城市可以模塑他們之餘，他們亦同時改變了城市的品味，八十年代有個詞-- Chic--用來形容這班前衛分子的確有其意思。
除了倫敦，其實David Bowie深受另一個城市影響，那是八十年代仍是鐵幕時代的柏林。
想起2013年前，重遊柏林時寫過一篇文章，對我來說柏林改變了英國glam rock 先鋒、次文代icon David Bowie，和紐約次文化音樂icon Lou Reed，兩人的生命同時被柏林的經歷洗擦再塑造，兩人改變了搖滾音樂世界，並打破流行音樂潛藏的守舊法則。
兩人先後魂歸天國，同時標指著那個頹廢反叛大膽前衛的次文化年代的終章已至。
在歷史的版圖裏，柏林從來沒有被獨獨跳開過。
二次大戰，妳被炸毁得幾乎體無完膚，烙痕處處；其後冷戰，妳被撕裂兩邊，精神崩解；八九以後，妳為自己療傷，疤痕提醒妳物傷其類，別讓歷史重演。逃亡者曰，笑在面上，哭在心中。一種悲喜，難說。
因着妳流淌的血，成就了多少深刻的搖滾故事，跨世代的，救贖了無岸的靈魂。七十年代的搖滾，儼然一襲青春皮囊披在妳身，在躲險、離散狼籍扔在冰冷的土地上銘刻許多人心中不能抹滅。在電影《道路之王》（Kings of Road）中邊界檢查站的牆壁上，有人如此塗鴉。「搖滾拯救我的生命。」這大概也是導演溫德斯的獨白。自由解放，搖滾音樂的母題，與妳牢牢綁在一起，沉低，到最底。
而妳，又何嘗不是拯救了David Bowie，於生命高潮之時，這位搖滾變色龍與世界，若即若離。如此靠近天堂，擁名抱利；又如此接近地獄，沉淪藥物。他深知待在「天使城」只見不歸路。1977年，他離開「天使」，來到妳面前，冷戰令妳兩面不是人，分崩離析，妳迷失，妳混亂，他跟妳如此相似。我沿着搖滾樂的軌迹，試圖尋找昔日變色龍與其曖昧情人的門牌、他們蹓躂的Dschungel酒吧、親履的大街，還有「柏林三部曲」誕生之地Hansa studio，那裏，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是歷史的憑證。在兩位前衛搖滾音樂猛將Brian Eno與Robert Fripp領航下，Bowie創作《Heros》一曲，「We can be heros just for one day」，年輕情人分隔東西，兩人相約在柏林圍牆下，相愛，讓人變得大膽，連死也不怕。Bowie回顧來路，36年，對妳念念不忘，今年初春，他發表專輯《The Next Day》，絮絮念追憶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