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美國建築大師 Frank Gehry, （source: twitter)
湊湊熱鬧，講講「粗囗」。
建築師可能是講得最多粗口的專業人士。最斯文的建築師，也會袋定一兩句應付工作需要。很多時候在地盤，唔講粗口跟本無人聽你講野。為了要 get things done，一兩句「老母」絕對在所難免。
建築師一己之力並不能夠把建築物完成。離開了圖紙的世界，建築師就要把工程交托給建築工人，合力將設計實現出來。因此建築師的工作有一部份是依賴和建築工人的有效溝通。我觀察到一個奇怪現象，就是落地盤的時候，若果不在對話加插一兩句粗口的話，工人們就好像聽不明白一樣，直情當你無到。後來我明白，工人們不喜歡那些高高在上，扮作自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上人」的建築師。因此，在對話時自然的流露一兩句粗口，工人們覺得搭得上嘴型，才會留心聽建築師的指示。這就是地盤的政治學。
做工程的，十個有九個粗口爛舌。講粗口要有目的丶場地要恰當。粗口文化在香港根深締固，硬要把粗囗歸納為對或錯實在有點矯枉過正。若果香港人有不滿亦不能講一兩句粗口發洩，根本就是對香港本身的文化的否定。把語言夾硬的消毒不但不能抬高自己的身價，而且更會因為強佔道德高地而顯得偽善。大家請緊記，香港這個城市就是建立在一種市井文化之中，這正正就是她的特色。我們的城市正正就是於一片粗囗聲中，由建築工人用汗水一層一層的蓋出來。
大家將耳朵貼緊牆壁，可能還可以聽到當年工人們的粗口橫飛在石屎之中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