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設計是一門承上啟下的學問。自遠古文明開始，人類就懂得興建各式各樣的建築。在印刷純技術普及化之前，建築師只能靠自己的遊歷，去認識不同的建築風格和技巧。直至文藝復興之後，建築設計的學問開始在書本上傳播，建築師所能接觸到的設計變得更加廣泛，而建築則逐漸變成一個自成一格的知識系統，有着自己的語言和傳統。因此，現代的建築都存在着一種普遍性。而這一種普遍性亦是現代主義的基礎之一。於是，建築物好像有自己的基因一樣，在不同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繁衍和擴散。
其中一個主要的血脈，就是對結構的挑戰。中世紀的哥德式教堂宏偉壯觀，給人一種懾人的感覺。建築理論家認為，這是因為當中的結構給人一種超越一般認知的感覺。這樣的超然感，造就了哥德式教堂的震撼。
新加坡住宅 The Interlace
直至今時今日，這種對結構的追求仍然未止。剛剛獲得了大奬的新加坡住宅 The Interlace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奇特的住宅建築，由一系列的建築體量相互交錯而成。31 個長方體恍如積木一樣重疊，代替了傳統一棟棟的住宅建築，衍生出眾多半室外的空中花園，以及層疊的陽台空間。這樣的設計除了可以將地面的空間釋放，形成一個綠化的連續面之外，亦可以製造不同的生活空間，強調居民之間的鄰里關係。
然而，這樣的結構充滿各樣挑戰，並非單純的砌積木這麼簡單。首先，結構系統有一定的限制。雖然，現代工程學的發展可以容許我們建造超大跨度的橋樑。但是當結構的跨度變得越大，結構的搖擺也會變得越大。橋樑的鋼架會隨着車輛和環境因素等影響而出現搖擺。在橋樑上邊這樣的搖擺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人們不會在橋樑之上長時間逗留。如果強烈的搖擺出現在住宅和辦公建築，人們就可能感受得到搖擺，並出現頭暈不適的情況。因此在工程學的角度，大跨度的建築結構難度甚高。縱使物理模型可以幫助工程師計算結構的性能參數，但電腦模擬始終有其限制。建築師和發展商都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住宅單位在一個個建築的積木裏頭，被懸掛在半空之中。這就代表了樓梯、電梯、走廊和喉管等建築設備，都需要精心的設計和佈置，以確保新穎住宅設計亦能安全運作。一般來講，這些設備都會集中在一個核心筒之中。由於建築體量的交錯，核心筒只能佈置在積木重疊的地方，並且限制着積木組合的角度和佈置。看似隨意的設計其實處處充滿着玄機和挑戰，這些心思都要歸功於設計團隊。大家可能以為這些新穎設計一定是出自外國建築師手筆。事實上，雖然處理這個設計的是荷蘭建築公司，但是當中的團隊，有不少是來自香港和國內的年輕建築師，國際化的建築師事務所，似乎亦慢慢成為一個趨勢。這個項目的成功，亦證明了這樣的模式大有可取之處。
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蘇聯建構主義建築開始蓬勃發展。這個現代主義的分支，強調表現科技和技術的發展。在鋼鐵的時代之前，建築的結構由於磚、石等物料的強度和韌度不高，跨度和高度均受到限制。由二十初世紀開始，鋼鐵在建築形容想普及化，建築師開始摸索這一種新的物料對建築設計的影響。蘇聯建築師維斯寧兄弟 (Vesnin Brothers) 於 1919 年為「共產國際」設計了 Tatlin’s Tower，證明了鋼鐵這種物料可以造就新的建築美學，為建築的現代性提供一個嶄新的定義。螺旋形的塔狀結構在當時的技術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且剛剛經歷革命的蘇聯社會，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興建這樣的結構。但這個建築創作的前瞻性，就開啟了現代建築對於「不可能的結構」的追求。
Tatlin’s Tower, 1919
在斯大林年代，蘇聯放棄了現代主義，追求強調意識形態的建築風格。直至六、七十年代重新開放文藝創作，現代建築設計才得以解禁。1975 年，建築師 George Chakhava 和 Zurab Jalaghania 為格魯吉亞共產政權的交通部，設計和興建總部大樓。這座建築依山而建。建築師為了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希望將建築的體量提升，以減少對山林的影響。結果就設計出這棟恍如交錯層疊的積木一樣的建築物。所有的體量都呈直角布置，表現表現出對於幾何的執着和嚴謹，成為了現代建築的典範。蘇聯崩潰之後，由於經濟的關係，這座建築物近年日久失修，外牆油漆剝落，為她添上了一種殘舊的感覺。加上山邊經常濃霧迷矇，就像是對於現代主義追求完美和乾淨外表等美學規條的諷刺。
位於格魯吉亞(Georgia)首都 — 第比利斯(Tbilisi)的前交通部總部大樓 (Ministry of Highways and Transportation Headquarters) 。現格魯吉亞銀行(Bank of Georgia)總部。
六十年代的日本建築界，亦有着同樣的結構實驗，但他們的理念卻略有不同。一群年輕的建築師，包括菊竹清訓、磯崎新、槙文彥和丹下健三等，組成了代謝派這個建築理論的流派。他們認為建築服務社會，因此有必要加強建築的靈活性，去貼近快速發展和改變的社會。因此，他們認為建築需要學習生物的適應性，模仿生物的新陳代謝，令建築可以隨着社會發展而生長。建築結構因此變成一個基礎的骨架系統。在這一個骨架之上，社會可以因應需要，插入一些預製的空間模組。建築的單位數量可以跟隨實際社會需要而加減，令建築更加貼近社會。當中很多天馬行空的設計，雖然沒有得到實行，但是亦為建築設計進行了一場革命性的實驗。例如磯崎新的澀谷「天空之城」，就幻想在澀谷的高密度建築肌理之中，樹立一些圓柱形的結構，建築物就好像橋樑一樣，被這些巨型的結構抬升。圓柱型結構之間的建築空間，由頂製的單位構成，因此可以（在理論上）以低廉的價錢去發展城市，亦可以減少對土地資源的壓力，令市中心的住宅空間更加廉宜，令更多的市民大眾可以享受到優質的住宅空間。
磯崎新(Arata Isozaki)的澀谷「天空之城」(Clusters in the Air), 1962
天馬行空的設計當然沒有得到即時的實行。然而，大家不難察覺得到，今日最前衛的建築設計，仍然保留着這些 50 年前的設計的基因。我記得當年我的老師曾經講過，建築設計的歷史源遠流長，建築師不能改變結構和幾何的法則，因此建築設計的空間只會越來越狹窄，幾乎所有的現代建築設計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一些相似的例子。因此，建築設計並不存在抄襲與否的問題，關鍵在於設計者對參考例子的選擇，以及能否基於前人的設計和經驗，推進和發展設計上的個別範疇。這個就是建築設計的創作，和其他類型創作的不同，亦是它的吸引之處。
[1]「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成立於 1919 年的國際組織，主要目的是宣揚國際共產主義，推行和鼓吹無產階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