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楊梓勤
這幾天在不同社交媒體中轉貼,在不同媒體和社交網站上看到的信息、聽到的聲音參雜,有完全反對,也有從抗爭史和經濟情況分析的;有人贊成公民抗爭,但不贊成封路或罷工自毀命脈;有人指出佔中方案的漏洞,有人反對利用學生,有人認爲更像是中學生式歌會,而缺乏抗爭實質。有人認爲現有框架已經賦予香港必要的協商自由,不必如此抗爭攪亂太平局勢。
這些意見不僅來自在大陸生活的朋友,亦來自生活工作在境外的各地人群。人皆有權表意;而能夠看到墻内外及墻外不同人群的想法,自覺幸運。許多朋友都已經放棄墻内的社交網絡,其實身邊人都不傾向撰文解釋;倒不是怕諷刺和謾駡(雖然並不少),而是自覺無用:對方若已設定既有認識,則難以達到溝通的真正目的,好似撞墻,使已經心懸的人更疲憊。
但仍開始微博上的問答環節,一邊仍積極的轉貼和回應。私以爲,人之為人,在於通過新的智識反思既成概念,從而適應甚至自我重塑(伯格森吾愛)。其中包括三點:聆聽,反思和能動性。也因此,哪怕是毫不客氣的回應,都盡量退一步看,或許能得到新的認識。
9月28日在微信上發的第一條有關相關的內容,就轉自朋友的話“the same causes which make him a Churchman in London, would have made him a Buddhist or a Confucian in Peking”,是要自己不斷吸收其他立場的資訊,而且要去理解為什麼對方會這樣想;不錯,要保持些距離不斷反問自己的信念,不斷時檢視一下自己所持意見的合理性。
為什麼我會關注?第一,個人的基本立場是反對暴力(包括肢體、語言和態度),以及在信息不對等時所作的任意判斷,因此樂於在牆內外手動轉帖新聞。從反饋來看,當然明諷暗罵,但至少許多朋友有appreciate,那也夠了。引朋友話:”是否贊成是一回事,但起碼每個人都有知情權“。
第二,一把年紀、一向謹慎小心的長輩都上街關注事態保護學生,還有更多朋友在現場,我牽記他們的情況;看身邊人憔悴守候,自己更不能不動容。守護一個社會信念,最後和最基本的,也是守護身邊人。
第三,除去這些,不論運動方式本身,我敬佩那些市民。此次以學者、社會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人士、其他專業人士以及學生爲主的運動,為維護一個體制而努力,而非經濟利益的衡量。大部分公開話語並非讓人感動,而是引人思考和振奮。 如吉登斯所言,商業社會中,個人反而更清楚自己對選擇權和身份的掌握(self-identity as a reflexive project – an endeavour that we continuously work and reflect on);強調某一外力時不能忽視人對外力協調反應的雙向關係。從他們身上看到:
1)秩序
2)和平:沒有打砸搶,警察和民眾還能站在巷子裡對話,警察還給受傷的路人擦眼
3)互助。引吾友Denis 所言:"this is more than democracy, it is human decency which I felt in HK during my visits". 發現有淚彈之後,有長輩就去超市和咖啡店買水和紙巾帶給示威者,說店裡許多人爭相付款。有這樣的長輩,感到非常驕傲
4)剋制,耐心。有人特意寫粵語用語對照表方便大家看新聞,即便面對罵聲也不氣,因為要保持兼聽多放聲音。有人說「大陸政治教育下長大,不多不少會有影響的。環境的問題。諒解就好了」回覆是「對…可能他們只是順口一說而已…」,實在感慨。有更多朋友呼籲冷靜和全面思考,這些都形成了一個自持而開放的文化環境,竊以為是更值得守護的
5)責任。各路市民主動收拾垃圾,分發物資,與抗爭本身並無關係,而是為了對一個城市的愛而齊心。或者說,這些細節體現了抗爭想要守護的側面意義,也是一座城市在經濟價值之外的市民價值。
第四,也是這些價值,使我和許多非港生朋友一樣希望能在兩制民主下繼續維持它們,譬如機制上的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公平公益,譬如公民質素上的認真高效和謹守秩序。這次發現還有團結:世界各地都自發靜坐和互助團,如此迅速、組織清晰又高效。每個頁面都有志願者管理,多語新聞時時更新,讓不同人群都可了解和參與;許多人自發購買並製作黃絲帶,那一排排連夜趕制的標簽,是民間抗爭之柔軟而堅定的最佳外化。
在香港的親友通過電話報來平安,他們上街,是為了保護年輕人。這幾天我們雖然不在現場,但心一直懸著,新聞平靜時擔心下一步可能到來的暴力,現場激動時擔心可能發生的危險;更擔心情勢若不了了之,那麽多人的努力將付諸東水,爲之心痛。那些心係親人的擔憂,不是媒體──任何一方的媒體──可以報導的,也不是各種嘲諷、冷指可以消釋的。
更感動在大陸的親友冒險轉貼我們的分享,向我們轉達關心問候。一向不喜煽情的老人家還轉了一句:「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 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他們當然知道底線,也明白我們會冷靜,但深知我們勢必焦慮不安,因而給出道德支持。有如此親人,亦感驕傲。
就算並不愛一個地方,但「公民」身份本身包含了社會責任。移民去一個地方,為了資源或認同某些價值,也值得反思。之前在游城客書 Blossomseverywhere, Kenix也有所討論,「地震、水災來的時候,他們是值得雪中送炭的可憐的人;當要走進來分薄既得利益的時候,他們便成了面目可憎的邪惡的人。情緒和道理時常蓋過頭臉,我便忘記細想,十三億裡到底藏着幾多種不同。我曾經跑大半個地球想讓自己遠離所有難題,一心想只要在別處就能找到事情的出路。但實際上換了地方換了人,同樣的問題還是再三出現。我才知道,如果我不能在當前的環境中解決我的問題,那怕我繞地球跑三圈,問題也不會從此消失」(見連結)。
剛巧之前重看《飃》(Gone with the Wind),這幾年經常想到其中衛希里在南北戰爭的溝壕中的家書,討論戰爭的意義:
I wonder if they know they are fighting for a Cause that was lost the minute the first shot was fired, for our Cause is really our own way of living and that is gone already.
香港想要爭取的普選,到頭來也是爲了維持所習慣的,對市民而言有理有節的生活方式吧。這些,作為上海人,我應該是最明白的。2010年上海居民樓火災,造成近兩百人傷亡。市民堅持原因在大樓年久失修,希望政府給出合理的解釋;協商不得,最後大家走上了街頭,在死者的頭七那天。10萬人,10萬人前來獻花,幾條路上都只見身著黑衫,手捧白花,眼含淚光的市民。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在路邊奏起《聖母頌》。和中國的許多事一樣,此事最終不了了之。但每年這個時候,大家依然默默回到事發現場悼念;對失去家屬的人來說,亡靈依然無處安放。這些東西,在大陸的體制下,哪怕是上海這樣較爲自由的城市都無法達到;而香港是不同的,根據一國兩制它應該不同。對習慣只能以隱忍來表達,用沉默來訴説的我們,也希望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但這種可能性不會因為一次民運而輕易到來。從地方開始的其他民間運動如茉莉花革命,能夠將一種理念通過精神感染擴散到其他地方,上升整個地域的「革命」。但在香港因為與內地的隔閡不會發生,此次也只稱「運動」而已;可見與內地民眾。尤其學生、年輕人之間的溝通交流之重要。另外,中央對地方政策掌握完全主動權,地方影響甚微;若缺乏跨区域交流基础,容易造成進階激化的民族衝突。有朋友指出,自55年起,面對安多青海藏人地區因實行土改引發升高的衝突,中共的回應是「驅逐帝國主義勢力」;55年後,面對港人追求普選權利,中共的回應是「外國勢力不容干涉」。中央早有一套回應和輿論導向的方針,都在民族主義框架之下:分裂中國;陰謀論;國際反華勢力。看中共領導人89之後的講話,已經十分清楚:
現在年輕一代思想上有兩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一個是為什麼中國非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為什麼非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可﹔另一個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待「民主、自由、人權」問題。(江澤民1989年7月20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
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剝奪我國人民主宰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使中國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並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1989年那些煽動、策劃、指揮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那些叛逃國外的動亂暴亂分子,不僅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投靠國外敵對勢力,進行危害祖國、反對人民的活動,充分暴露了賣國主義的立場和靈魂。他們連國格、人格都不要了,還有什麼資格談愛國、民主、人權!(江澤民1990年5月3日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報告會上的講話)
有學者指出,大部分內地人能夠做到對民主信息完全免疫;據我個人觀察,的確如此。許多人對此次事件的看法與《人民日報》社論的邏輯無二:影響穩定,影響經濟,影響發展,勾結境外反華勢力。這些,長期的教育,輿論和單一信息渠道功不可沒;也與中港雙方的民眾缺乏開放友善的交流密切有關。
也因此,令人遺憾的是香港沒能得到大陸其他城市的支持,甚至沒有得到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大陸年輕人的支持,因為他們認為香港人從不把他們當成自己人,也許平時就少有深交,甚至受過不公待遇。因為政府對民間矛盾的不作為,香港和大陸民眾間的誤會和隔閡直驅增長;對經濟的影響可能不大,但城市和社會的發展不止經濟,經濟發展本身也要落到個人生活。文化隔閡,包括日常和廣義上的價值觀,都會對多元社會的長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
說這些,還是希望溝通為要;退一步,哪怕無法理解,或許可以聆聽和見證。道不同,可以不相為謀,但不必彼此發難。同樣,中港矛盾時亦不乏香港市民用類似的方式對待陸客,這些是雙方都需要反思的。許多人反映在香港經歷不愉快,蝗蟲論大家都記得。這些,香港人的確要檢討。的國人亦然。此次不爭取到理解,今後民族矛盾會更嚴重。也和朋友說起,最怕中國式的世故,以為獨自己清醒,用自身經驗去判斷並不熟悉或無從體驗的人事物。年輕人養成暮氣沉沉的態度,讓人好笑又無奈。尤其年輕學人講究智思,那是理論與生活經騐的整合,而非在信息欠缺的情況下輕易判斷與冷指。無論如何,為「人」乃治「學」之本;路漫漫,謙懷存敬。
一位前輩,89時也積極學運,後事業有成,成爲中國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中的中堅力量。但他沒有忘記當年鬥爭的意義,開始回報社會,默默做了多年慈善。見他說:「洶湧的,不僅僅是中環的人潮,還有那些堅持著改變中國的步伐」,這樣的經歷和反思,這樣的話,讓人不由得欽佩。
這也是我告訴自己不能放棄的意義,希望在此次事件之外的朋友所能看到的希望。
擔心的,是大家所珍惜的那些原有價值最終被吞噬。我不想看到再一個地方充滿隱忍而自認通透的臉,一個個網站被封、霧霾到病倒、超生婦被強制流產依然嘲笑站出來的人。並不是其他人都那麼天真或愚蠢,帶著空想去做炮灰。別人的生活需要想像力,別人的價值在別處。前輩說得好,香港的抗争在於踐約另一種中國體制的可能性,以及爭議的意識。一時無力改變現實是一回事,甘心自我放棄基本態度與底線却是另一回事。
不錯,和朋友說起,香港此次沒有綱領體系,但有一個合理的普選方針,對一個從未有自主政府的地區來說是第一步;香港民運和台灣不同:台灣在7、80年代已有黨外運動,抗爭了幾十年,當年的學運領袖已是如今的黨派領導人。他們的體制下至少有對話的可能性。那個體制,也是幾十年努力的結果,儘管它並不完美。另外,台灣的民運領袖已經向政策制定發展,而香港才剛開始,時間可以帶來許多改變的可能性。如今的黨國領導人都已垂垂老矣,而民運的積極分子都還那麼年輕,他們有的是時間。
改變需要時間,希望這些時間可以包容幾代人的堅持和努力。中央對香港問題有主動權,但香港通過此次意識到的公民意識和憲政意識,可以通過長期教育和社會討論進一步學習,開放和思考,最終會有一位甚至一批老練的政策、社運人員,能與中央協商,亦能得到香港民眾信任,兼具決策力與威望。中央的政策本是要體現在中國,一種地區性高度自治的機制,那是在香港之外的意義;上海的免稅實驗區收效甚微,與此不脫關係。不錯,我們這一代人也許看不到;如K所言:「或許我們身處看不見成果的轉變進展之中,今天做了,半年紀以後的人或會受惠。我常想到,移民的人除了避開苦難,總必有屬於他們的角色;如今愈來愈多中國人投奔海外,他們的下一代,眼界、胸懷,是希望所在」。
原載《游城客書》,集合跨地域、文化、語言區生活經驗的青年一代,以華文寫作的互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