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此文刊於基層大學「性別、階級、電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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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小龍慶典下的一點哀思 腦傷
看著電視、報章，為星光大道的李小龍銅像揭幕，慶祝其六十五歲冥壽。
然而人們欣賞李小龍的是甚麼呢？看報章簡短的描述，似集中在稱頌李小龍的斐聲國際，將香港電影帶向全球，那身手不凡，威風凜凜的銀幕風釆，還有其堅毅的性格。然而這些，就是李小龍最值得我們懷念，最值得我們稱頌的地方嗎？
我也喜歡李小龍，因為在螢幕上，他是不一樣的英雄。若大家嘗試將他跟主流英雄片比較，像超人或蜘蛛俠那類，你會發覺大多英雄塑造的模式，是世界本是美好的，只是由於壞人、惡人、邪惡力量的肆虐，為社會帶來不幸與不安，英雄就是對抗這些邪惡，並將一切回復本來秩序 (想想成龍的警匪片，縱使常有壞蛋上司，但上司的上司 (或的上司) 總是好人)。
然而李小龍電影塑造的，卻是另一種模式。這模式跟主流的不同，是主角總身處於不公義的環境，充滿壓迫的世界 (如《唐山大兄》是對工人滿是壓詐與欺侮的工廠，《精武門》的是日本侵華的帝國主義血淚史，《猛龍過江》則是白人對華裔的歧視) ，秩序本身就是權力者的秩序，李小龍在電影中抗爭的背景，就是這無理、暴虐的世界、不義的秩序。
只是，若要較深入認識李小龍電影中那愛國情操、民族解放、階級自強的由來，便不能不聯繫上香港左冀電影的傳統。李小龍在童年及少年時代拍了十多套電影，若大家有看過《危樓春曉》等電影，大概會即時聯想起吳楚帆、張瑛、黃曼梨、盧敦等人物。
這些電影人有甚麼特別呢？先說吳楚帆，其成名作是1935年的《生命線》，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亦做亦唱，愛國情操深深感染觀眾，從而被輿論推許為華南影帝。及至香港淪陷，吳及黃曼梨等被日本皇軍邀往半島酒店，要求他們拍攝宣傳「大東亞聖戰」的電影，吳、黃不從並潛逃回廣州。
抗戰勝利後，一群唯利是圖的電影商，大量開拍神怪、艷情電影，將社會問題，民族危難避而不談。一群電影工作人 (包括以上幾位) 痛心疾首，認為此風不良，遂發起影壇「清潔運動」，聲討毒素電影。為了不被電影商宰制，他們合資拍戲，眾人身兼監制、導演、演員等職位，開拍具社會批判意識，正視階級矛盾及歌頌基層和勞工自強的電影。李小龍便是在此歷史脈絡下，拍了不少描寫貧苦階層，如何堅毅、樸實地生活的電影。
若將李小龍後期的功夫電影跟早期電影聯上，則不難發現當中的承傳關係。若李小龍的功夫，身體形態美學是一種形式，則此形態美學背後負載的是一種精神，一種自強、自重、自尊，在不公體制前不屈不朽，在不義秩序下拒絕妥協的精神。將存在於階級、國族、種族關係上的宰制壓迫揭示並進行抗爭。
我們可稱這為香港電影的左冀傳統，因為他們看待社會的角度是基進視角，即他們更著眼現有體制、秩序背後隱藏的暴力。社會不幸的最大問題並非是個人，而是整個文化 (如帝國主義，種族主義) 、社會架構與制度。
然而當李小龍的銅像被置於星光大道，放置者是以怎樣的心態看待？基於李小龍的蜚聲國際、揚威海外？作為自強不息，終有出頭天的典範？或視之為香港文化資本，吸引觀光旅遊的工具？
若人們真的以功利角度作為衡量李小龍的坐標，大概應想想歌德在十九世紀初對社會的慨嘆：「普通人重視科學，原因是依靠它可以生存，要是依靠謬論也能生存的話，謬論也會被高捧。」
看李小龍慶典何所哀？哀其文化品位的失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