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鐘錶匠佘生、鞋匠福嫂
（獨媒特約報導）市建局於上月正式就觀塘第五期重建計劃收回裕民坊一帶土地，所有接受市建局搬遷方案的商戶及住戶須於2月28日的限期前離開。惟曲終人未散，約十多戶的小販、工匠和舖戶仍未得到合理安置，當中裕民坊營業逾三十年、但仍未獲發無牌的鞋匠福嫂和鐘錶匠佘生便因牌照問題而未能須利過渡，令他們終日為未知的去向和生計提心吊膽。福嫂直言，希望政府儘快發牌，讓她傳承手藝，「如果他日政府肯放寬，又有人肯學，我一定會教佢！」
民建聯張琪騰（右）、鞋匠福嫂（中）
爭取發牌多年不果 促食環立即發放工匠牌
現時裕民坊重建區內有5位工匠仍未獲發「固定攤位（工匠）小販牌照」，包括2位鞋匠與3位鐘錶匠。他們早在2016年開始已積極向食環署爭取「固定攤位（工匠）小販牌照」，惟至今仍一直未獲發牌照。據2009年食環署的資料，觀塘區有17名無牌街頭工匠。2016年，署方建議向其中5人發牌，惟至今仍未落實。「無牌」工匠市建局收地後，他們的去向與生計隨即成疑。一班「活在觀塘」義工一直協助他們爭取獲發工匠牌，日前（21日）更與三位受影響工匠到觀塘區議會遞交請願信，要求食環署立即向五位受重建影響的工匠發放牌照，並放寬「傳承／轉讓」牌照的規定，重訂工藝承傳的計劃。
在會議前，「活在觀塘」義工、工匠與環境及衛生工作計劃小組主席、民建聯張琪騰相討現時工匠的苦況，張琪騰承諾會盡力提供協助和支援，亦會建議更多合適位置以供工匠選擇。食環署觀塘區衞生總督察蘇志強則解釋，過往申請牌照時會提供固定擺檔選址，惟審批時因不合符消防條例及阻街等原因而不獲通過，承諾會盡快約見相關部門，徵詢是否有其他合適選址。
食物環境衛生署觀塘區環境衛生總監梁溢景在會後表示，計劃於四月初與相關的七個部門，包括消防處、地政總署等進行會議，並會遊説合作，在取得實質意見後，便會再商約受影響的工匠討論，務求儘快解決裕民坊重建區內的街頭工匠問題。
鞋匠福嫂：為愛繼承夫業
一張櫈、一張枱、一個工具箱和一個煙灰缸，就是福嫂的「鞋店」。在裕民坊街頭經營超過三十年的李玉萍（福嫂），最珍貴的莫過於由丈夫承傳給她的修鞋「鐵腳」。而「鞋店」背後，其實是她與丈夫一段細水長流的愛情故事。「當初老公唔肯同我講佢係做補鞋㗎，怕我睇唔起佢！直至佢整親隻手，我就開始幫手，順便學下補鞋」。
然而，繼承「鞋店」的轉捩點始於丈夫的一場大手術，「個時佢要係醫院休養三個月，怕走失哂啲生意，同埋啲客人要攞鞋，所以就唯有我去開檔囉！」無心插柳的三個月「實戰經驗」改寫了福嫂的生活，「老公出院之後，啲客都唔搵佢補鞋，反而係嚟搵我。女人始終都係細心啲！」
儘管「鞋店」沒有絢麗的裝潢，甚至談不上是「一間店」，顧客卻是絡繹不絕。福嫂旁堆了的數十雙鞋，全都是客人的「訂單」，「有時真係做唔切㗎，唯有攞返屋企做，或者叫啲客人遲啲嚟攞」。被問到補鞋的有趣故事，福嫂笑言最怕就是被客人監工，「啲客人望住我補鞋會有壓力㗎，寧願叫佢放低對鞋第日嚟攞返」。原來，枱仔上的一本日程簿是「鞋店」的收據單，「因為（日程簿）有號碼，寫完之後撕落嚟，搞掂！」雖然福嫂經驗豐富，但她笑言亦曾弄壞和遺失客人的鞋子，「試過整爛咗對鞋，個客人著完問返我點解對鞋會有風入，咁我唯有賠錢俾佢。」
面對材料費不斷上升，福嫂仍堅守「街坊價」，每次收費約$20至$100不等，她亦笑言「啲客人都問我點解收咁平！」惟面對食環署多年的打壓和檢控，罰款不斷地增加，福嫂只盼獲得工匠牌，免於被拘捕的恐懼。「（罰款）由300蚊咁加到去500，每一、兩年就嚟拉一次，告我阻街要我上庭。」隨著補鞋手工業的末落和需照顧丈夫的身體狀況，福嫂的工作時間也逐漸減少，由以前的11時至8時，到現時的12時6時。隨著呼出的煙圈，福嫂亦不禁慨嘆裕民坊的歷史興衰，「以前一條街至少6檔，依加就得返我一檔。」
鐘錶匠佘生：紳士有夢
相比起福嫂的檔面，鐘錶匠佘永盛在裕民坊6號的檔口則顯得較細緻。顯眼的紳士帽、畢直的西裝和單眼放大鏡早已是佘生的「記號」。佘生的手推車上有一個紅白藍膠袋，袋內放了大大小小的存放工具，包括月餅盒，電芯、錶帶和報紙，亦有一個寫有「明輝修理古董裱」的白色小木箱。坐下木箱前，鋪上泛黑的橙格仔布後，只需短短十分鐘，鐘錶檔就可正式營業。
佘生1948年在潮洲出生，29歲時撐木筏兼游水偷渡來港，先在親戚的塑料廠打工，後來便隻身出來創業。「初時我係大角咀賣熟食，之後先係觀塘賣豆漿豆花。」自幼對鐘錶情有獨鍾的他，看到鄰檔鐘錶駱師傅工作枱上的鐘錶，感到羨慕而決定學藝拜師，從此以修理鐘錶維持生計。為了不與師父爭生意，佘生毅然離開觀塘，到沙田街頭重新展開他的小販生意。
在追夢的過程中，佘生曾至少3次被當時的市政局執法人員（現為食物及衛生局）以阻街為名拘捕，貨物工具全被沒收，嚇得佘生「走夾唔抖」。為了延續理想，佘生唯有再次搬檔，只好無奈頂著昂貴租金，遷入銅鑼灣駱克道地舖，可惜沒多久卻遇上業主加租，而且生意不如理想，最終執笠收場。佘生追夢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幸好此時駱師父招手叫他回來觀塘一起擺檔，兩人包辦裕民坊的街頭街尾。兜兜轉轉，佘生最終落根於裕民坊。
一星期七天，佘生每日做足12小時，由中午12時工作至半夜12時。佘生表示，以往的生意以維修機械錶為主，現時七成客源都是電子錶換電池，閒時就是聽聽收音機、看報紙，與街坊、熟客「打牙骹」。由街坊變熟客，再變朋友，佘生笑言修錶有「街坊價」，「有錢俾就$200，無錢就$100，再無就俾隻錶我啦！（意思即賣錶）」
在短短1小時的訪談中，找佘生的人從沒間斷，男女老幼、新客熟客都應接不暇。由簡單的換電芯，到步驟繁復的修理，佘生都聚精匯神，不時拉下紳士帽上的單眼放大鏡。有時他會嘲笑記者對鐘錶的一曉不通；有時亦會與老街坊「打牙骹」，認真而不失風趣，難怪深受街坊愛戴。
工匠牌的意義 肯定和傳承
一紙牌照對於工匠而言，不僅是維持生計、免於「被拉」的恐懼，更是對於工匠的一種肯定。據悉，現時新發的工匠牌照不得傳承，工匠的年紀亦較大，意味新一代入行無門，他們的手工藝或許從此消聲匿跡。
在訪談尾聲，記者曾詢問他們未來的打算。已經踏入花甲之年的佘生表示自己沒有收徒，更反問「咁唔穩定做生意，邊有後生會願意入行？」，他亦慨嘆「以前就可能會有，已經不如以往啦。」另一邊廂，福嫂也無奈地表示，鞋匠行業對於年輕一代而言是「厭惡性工作」，更笑言「即時對鞋有幾污糟，有泥有屎都好，我都係咁攞住去補，依加邊有人會想做呢啲？」但她仍希望「奇跡」的出現，「如果他日政府肯放寬，又有人肯學，我一定會教佢！」
記者：陳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