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六四論壇（二）八九六四與身份認同 重點播報】
梁繼平（《學苑》前總編輯）、陳景輝（文化評論人）、黃浩銘（社民運副主席）
主持：黃家輝／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
陳：首先我想分享三點。說到「身份認同」，我認為八九、香港、到六四是很「香港」的事。我對身份認同的理解不是「我們是否中國人」，我今日說的重點是剛剛相反；若你重視本土認同，你應好好看看八九六四在香港發生的事。在這框架下，我回到現在的爭論，包括支聯會好像好多問題，「平反」是否賦予一個殺人的政權認受性，支聯會的綱領是否需要修正，它的悼念模式等，這是今天關於六四的爭論。大家對於支聯會可以再討論，但我覺得大家對支聯會的批評繞過了一些關於八九六四的很重要的事，所以我想提出，八九年作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我們先回到這中心才處理支聯會如何記念六四。
第一，八九是重要的本土事件。對於八九，主流記述很少提到在香港發生的事，除了部份香港學生或記者在北京親身經歷外，香港數百萬人是在香港經歷這件事。若八九對香港重要，大家認為最重要的遊行是哪次？打風那天，十九號那晚。若你看當時的新聞，已故的黃霑先生在維園亭外，渾身濕透地喊「戰鬥」。另一個關於香港人對這件事很重要的記憶，五月二十一日，香港一百萬人大遊行，當時香港人口是五百六十萬，五分一人口出來遊行。
當時遊行集會地方是跑馬地，跑馬地有甚麼重要意義？當時前途談判，權貴們、中共等將香港說成是「馬照跑、舞照跳」；香港有自由但沒有政治自由。但那天，馬場是歷史上第一場進行政治集會，馬場告示板打上了和民主有關的口號。五月二十二日的報紙都說「這天必須永垂史冊，永誌史冊」；這是香港人光榮的日子。這大事件只是當時香港由經濟動物走向民主覺醒的分水嶺的一個片段。
那時我讀的小學停課，當時香港很多地方都有遊行、很多區有自己的集會，很多人第一次帶／戴上自己的燭光或黑絲帶。學聯在雨傘運動前有「罷課不罷學」，「罷課」是中斷日常秩序，所以我們創造佔領區，想在此想重新創造這城市。
八九年香港沒有特定的佔領區，但整個香港都成為民主佔領的空間，這部份我們香港人說得好少。我們說八九六四通常是我們後來守衛的記憶。六四前其實也是一場很重要的民主覺醒運動。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有人爭取政改，但普遍對政治冷感。當年示威很廣泛，包括走過紅隧。八九年五月中後，每幾天就有遊行。八九前其實不是那麼經常有遊行，而那時的遊行是高度規管的遊行，司徒華先生在世時有很長時間對遊行有強烈的糾察。但八九年，全民來了次民主大爆發，改變了遊行文化。八九是遊行作為抗爭武器、表達自我的工具的分山嶺。八九是香港一個「自我創造」的過程，我們不再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香港人開始懂得民主重要，要追求民主。雖然當時運動叫「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但在支援的過程中，我們創造了自己，我們被當時學運領袖感動，然後對自己重新理解。
第二，很多人說支聯會的儀式很沒用，只在難過、默悼。我從本土的角度，我覺得大家應嘗試思考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何紀念六四這事會是悲哀、沉默、回到射殺的悼念？我認為六四屠城對香港產生了「創傷效應」，令到我們不再談這件事，我們談這件事就是每年重回屠城這一幕，這幕很震撼。當時香港人很認同這班學運領袖，當年有個專欄寫，「吾爾開希」不是名詞而是動詞，「吾」是我、「爾」是你、「開」是打開、「希」是希望，我們要從此打開希望。大家想像一下，當時香港人沒有去夏愨道扎營，但在自己客廳扎營，日日守在電視追著發展，情緒有很大波動，當時常常有報紙專欄作家因為情緒波動要開天窗。
六月四日之前，我們說「戰鬥」，說「打開希望」，但六四凌晨，一個政權在你面前屠殺你很認同的一班學生，那震撼性的斷裂和挫敗，所以我會形容六四晚會的默哀是一種俘虜性的儀式，這是個暗示，是我們不再說「自己」；六四前整個城市相信我們有機會打倒共產黨、戰勝這霸道的政權，但那希望破滅了。
精神分析學中，創傷其中一種特徵是重覆，但我認為重覆進入悲情是迴避真正的創傷，那真正的創傷就是我們希望成為自己的政治的主人，八九年四至六月我們曾經集體爆發希望，後來這希望的消失帶來的震撼及斷裂。《自由花》有形容這沉默的狀態，我們的父母不說我們這個過去，上一代經歷過這件事的人的集體沉默，整個八九好像只有天安門事件，和香港沒關係，我認為這也和燭光集會形式有病癥性的扣連。
有人說當年學生的犧牲很大，相對來說香港人很渺少。這種說法有種自我貶抑。若用八九年整個城市的變化、鬥爭，那是很大的斷裂，那支持民主的方式侵入工作、學校、街頭，以中斷日常來說規模甚至大過雨傘運動，那時香港連試也不用考，所以這貶抑是沒理由的，唯一的理由是真的很「傷」。學運被碾壓這件事是真的很「傷」。
梁：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激進本土派的思維。我想分享三點，當年百萬人上街，有人演繹為愛國，我不全面這種真誠的愛國論，但會對歷史有多點演闡。我的第一點是所有民族主義必然有其政治背景及脈絡，就是中英談判及信心危機。第二是我認同八九六四對本土身份價值的建構很重要，我不是要切割六四，我主要是批判支聯會承傳的大中華意識。第三是略略說未來，我理解的六四如何可以更多元化發展。
要理解香港人投入六四運動，那時明星籌款晚會，那些唱的歌很愛國，令人覺得當時的人有很真誠的愛國心，而這愛國心隨著二十多年的歷史變化，繼承於香港人的身份裡。當年的歷史是，一九八四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做成很巨大的信心危機。那時七成人不相信中央，很多人移民，有學者形容這是「被動的談判」，因為當時香港人沒權力去bargain。八九民運創造了個很大的歷史契機，本來香港人對中共很避忌，八九民運，香港人因為看到有學生很純粹地想改變國家，令香港人由非政治動物也一下子，因為和信心危機有關，也大規模投入這場運動。
我不是犬儒地指責當時人搭民主順風車。我引述當時有記者寫，一向對國事冷漠的香港人歷史性地團結，走上街頭，從香港和台灣不同的反應看出這是一種「唇亡齒」寒，「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心理因素，有兔死狐悲的悲憤。在這迫在眉睫的危機感令香港人覺得自己的安危勢如累卵，和北京的人同戰兢。我想指出所有民族主義背後有其政治脈絡，不能抽空現象，因為有一百萬上人街而說當時的人很愛國。背後有政治脈絡產生其身份認同。
在中原這塊板塊，不同族群打仗，勝者為王，中間有很多人外族人統治過，但中國的歷史觀將之打成是五千年中國文化，這是政治工程，有其統治中國人的目的。近代中國民族，滿清晚期孫中山搞革命，他借助西方的民族模型及理論，他吸收梁啟超的理論，他一開始反滿清時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很有滿族主義的色彩，他為滿足自己政治任務及動員，驅除外人的政治。建立中國民國後，他的口號變成「五族共和」，某程度被現在的共產黨借鑑。「民族」往往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及政治動員的力量，達到某些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未必一定是壞，例如五四當時要改革中國政制，這是改良民族的民族主義。我們要審視每一種民族主義背後的政治目的。回到八九六四，某程度當時是就著香港人就信心危機結合在北京的民主希望中，形成一種強烈的共同體心態，這是有其政治脈絡。
第二，我認同六四精神是本土運動，但我批判承繼下來的大中華意識。八九當時是很大的政治啟蒙，當時連保守、親中的商人都提議零三年有全面普選，八九民運啟發了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擁抱，六四則令香港人對中共打壓人權有很大戒心。香港人普遍支持民主的都有反共的心理，對民主的追求，渴望自治，這些受六四很多影響。在六四我們見到無辜學生受屠殺，很大震撼，這令我們反思何謂民主。
但支聯會為首的公民社會套用當年的愛國情緒，今天仍將之演釋成香港人很愛國，我認為是錯的。支聯會認為經過二十六年，香港人仍一致、真誠地愛國，這看法引起很大的反彈，當年很多人批評他們，我覺得當時丁子霖女士也指責支聯會有些愚蠢。從中國內部去看，八九後中共有很大的合法性危機，它套用資本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情緒去壓抑人民內部的訴求，將自己轉型成威權政府，接近極權。所以它近年容許內部青年反日，但它不會和日本打仗，它只助長內部的反日情緒，間接地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現在中國的意識是自己強大、富起來，若有人指責就是我們的敵人，大中華主義在國內是一種很強的維穩的情況，是附和了中共的主旋律。
我們年青人視民族或身份認同是「實踐性的概念」，是我們在地的抗爭是和哪一班人共享，在香港，九十年代在香港出世，他們不會有和中國人每天一起共同生活、為政治理念奮鬥的概念，反而看到回歸後中共有很多壓迫，中國某程度是侵略、壓抑他們的。很多年青人對父母說中國政府真的很壞，父母回應「大家都係中國人」，這是壓制青年人批判的口號，「大家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在青年人實踐性的概念裡，中國這身份不單離他們越來越遠，反而是壓迫的工具，他們轉而關心香港在地的抗爭及政治前途。我覺得支聯會的愛國愛民精神，某程度和年青人格格不入，和整個大中華地區來看，焦點某程度很模糊。
另外，支聯會演繹的創傷，某程度是偏安主義。安徒一年前寫，八九後的公民社會是被港同盟繼承了，支聯會和他們關係很密切，但他們只在香港做很溫和、悼念式，而不是對抗政權的政治集團，他們吸收了很多公民社會力量，投入了建制裡抗爭。支聯會的集會沒有反思自己是否可以更進一步。這種偏安、退讓、怯場的意識維持了二十多年，某程度他們作為主辦單位，有責任provoke抗爭意識，但他們只舐自己的傷口而不去思考如何抗爭。
過往支聯會進退失據，我對此表示體諒，它支持大中華但被本土、泛民攻擊，他們就用普世價值論包裝，但它們又不是真的認同，它們心底的主調是「建設民主中國」，所以它左右不是人。近年支聯會的愛國色彩逐漸降低以吸納更多溫和支持者。他們一時退在普世價值論，沒有大中華思想，一時就罵人不「建設民主中國」是否不是中國人，這是很矛盾的，令它進退失據，一時退在普世價值論，一時指責別人搞分裂。
至於在地的抗爭，近日練乙錚提到，當年解放軍屠殺死難者，今日解放軍仍在香港人心裡作祟。雨傘運動時，九二八當晚我們每人都有心魔，不想解放軍出動；我們某程度可借助六四推動香港的非軍事化，我覺得「香港非軍化」比「建設民主中國」還要在地。每年的六四集會可以在解放軍面前，可以有多些想像。零三年支聯會的口號有融入本地政治例如「反對廿三」，但他們可否不再舐自己傷口，他們可思考其他模式，容許其他組織參與。
若有年青人真誠不認同愛國，可否將權力退回給他們，若那些組織得不到支持，它們自會熄滅，你便由得它們衝去中聯辦、紅隧，甚麼都好。往往支聯會的支持者太快撲出來為大台辯護，某程度引起更多磨擦或不必要的誤會，所有支聯會底下的都是大台fans。是否某程度可以容許很多演繹，只要不是撈政治油水就好。
黄：六四對香港人是政治啟蒙的爆發點。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香港曾想要八八直選，那時人們很支持但搞不成。到八九民運，九一年香港推行直選，那時民主派佔了很多議席。那時大家都恐共，要用民主抗共，直至社民連出現才有其他說法，到今天的本土思潮又是新的面向。
現在人們針對六四，通常是兩句口號。人們覺得「平反」是對政權卑躬屈膝的態度。亦有人覺得「建設民主中國」不關我們的事，「建設民主中國」有害香港，國會會通過一些法案去奪取香港的權力，令香港失去獨特性，是多數人的暴政。
首先，我覺得「建設民主中國」，就六四而言，我覺得和香港人有關。我想沒有人會反對共產黨是香港人最大的敵人，那我們事必然要反共。除非你說香港已獨立，那中國和香港沒關係；但若香港是特別行政區，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就會影響大陸。我們兩邊的人不是完全割裂，而是要一起抗爭這壓迫我們的政權。
「建設民主中國」對香港的害處，多少和建制派的口吻相似。他們說大陸是鬼國人民，他們投票會搞瓜香港人。香港的有錢人也說你班乞兒有民主的話會瓜分我們的財產，香港不可行福利主義，所以香港不可有民主。有人亦說共產黨有民主的話會瓜分香港、取消邊界，我希望他們回答，現在專制的共產黨，不也是在瓜分我們的財富、取消我們的邊界嗎？你見到新界東北、蓮塘口岸、加速經濟融合，顯示這些正在發生，不用民不民主中國。我未聽到令我信服的「建設民主中國」對香港有害的理據。
另外，我回應繼平，如果有人覺得自己的身份同時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這有沒有害？若一個人覺得自己只是中國人，覺得年青人不應反對（中國），中國很偉大。繼平說阿媽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要搞事？其實，用在香港，阿媽也可能說，「大家都是香港人，梁振英做得咁辛苦，為何要攻擊這政府」也會有人這麼想，我認為和身份認同沒關係。核心是，在文化、歷史角度，我很喜歡中國文化，我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我對這地方的濃烈感情，我更是香港人。但我不會因為說我是中國人而接受共產黨的一套。
我見不到這種身份對民主運動有害。「建設民主中國」，有人可能以主觀情感，以國族身份去做，他便去做吧。有些人說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也沒所謂，你覺得六四是記念香港歷史，我當然支持，例如港大學生會有悼念，我當然支持；不過，我呼籲人去維園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悼念晚會，人少的話，外界的闡釋是再沒人關心。如果港大、尖沙咀都有幾萬人，維園有十萬人，我覺得（不錯）；以聚眾的角度我希望大家在（維園），但我當然不排斥其他人搞。
我不太同意支聯會最新出的Q&A，我覺得它回答不到年青人的很多提問。但我們去六四晚會不是為支聯會，是為悼念，不是為台上的人。我覺得最重要是直接行動、去參與集會，不要讓香港少了這個每年的大型的聲討共產黨的集會。
現在的本土思潮，分離主義很犀利，面對壓迫，世界各地都是這樣。我同意自決權，但我關注我們決定自己的命運自決，城邦或民族論也好，我覺得最重要是要避免種族主義，即是凡中國人都是仆街，或排外（意識）。但住民的自決權，以非殖化去抵抗殖民政府，以前是英國，現在是中國，這自決權當然應被充分保障及宣揚。
我們參加六四晚會是因為悼念六四死難者而不是因為支聯會。我不會因為支聯會做得差而覺得不需要這集會。進步性的悼念，要去掉「膠」味，是要直接行動、持續抗爭。當我們「建設民主香港」，客觀上也是在「建設民主中國」。
問：六四不是悲情，只是後來不明不白輸了，創傷自那時起。那時維園的集會只能唱愛國的歌，但我們最大的訴求是「民主」二字。我不知今天的中國是否已沒有民主的希望，但若沒有，香港就死梗。
問：黃浩銘說，我們今天悼念六四不是為支聯會，但之後我再思考，大家都明白，維園集會最多人去，有重大的意義。若我們不太滿意支聯會的國族色彩，而這集會被支聯會主導，會否走向本土派不想見到的局面？若港獨派在台上宣揚港獨，應該會被人罵，阿銘的論述則說（台上的人）是不要緊的，但我頗肯定一批大中華或左翼的人士會唔buy台上是陳雲或黃洋達的。我認為大台某程度上是重要的，因為它主導論述的主調。
另外，大家都認同共產黨是敵人，但以身份認同的角度，共產黨是敵人也是阿媽，所以對抗它時會尚念一點舊情；但新一代的青年人沒這身份認同，會純粹當它是敵人，不會覺得要為它建設民主。
梁：謝謝那位先生提出我的資料失誤。我沒有在這個論壇用「膠」字，我也沒有說百萬人集會是悲觀；我認為當年的人投入六四有其啟蒙，我的意思是，現在很多人以香港人自居，他們是覺得香港更美好，這是有政治脈絡、歷史context，我們要指出當年很多香港人大規模投入六四，是有信心危機的政治脈絡。當年有個「港人救港」的運動，當年爭取居英權，當時集會唱的歌是《為自由》，要爭取居英權，是很犬儒。我們是否也要對當年的香港內部歷史也要有一定批判？美好化、道德化當年的歷史，覺得當年香港人的情緒不用反思，是否正確的方向？當年其實有信心危機，結合八九的啟蒙。如果當年很多走了的香港人，可能他們也曾投入過民主運動，我們不要太片面去看。
民主中國，我覺得是個end’s state，是終局、彼岸。Ideal的共產社會是不錯的，但建設這個end’s state的過程有很多問題。香港人其實沒有深入思考如何建設香港民主。很多人在六四集會叫「建設民主中國」，但是否回家後就冇咗件事？如何實踐是個道德責任。很多香港人不是言行一致，他們喊口號某程度是宣洩，但有沒有思考這如何「建設民主中國」？試想像有個外籍人去六四集會，可能是為悼念人道災難，但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是個宏大工程，是整個香港投入幾十年都未必做到。「建設民主中國」對很多人也許是很陌生。這也許是很重民族色彩的過程。
我不覺得很多香港人認真思考及付出去「建設民主中國」，若你覺得你的行動和你的口號相稱，那沒問題；但若你喊完口號後不去實踐，那不算合乎身份、言行一致的政治公民。這offer了一個遙遠的hope，某程度defer了我們今日的行動，如果我們今日的精力集中在「建設民主香港」，我們可能有更大的影響力或更激進。以左翼角度，每年去民主中國的集會，對此有美好的想像，但行動是割地為牢時，政治和行動不匹配時，是壓抑了我們的行動。近來有位前輩在星期日明報文章說，若對感受六四越深，對退場或妥協的考慮越大。六四某程度會影響我們行動的情緒。
陳：我們好像很難進入八九六四這話題，因為好像主要目的是反支聯會。其實很多問題需要很多討論，但支聯會沒有人在這兒參與這些討論。由八九年十月，六四百日祭，長毛帶頭在記念晚會離場，因為當時黃霑在晚會唱流行曲。蔡耀昌的哭腔一定有被批評之處，但八九是香港人共同的事，我們可否不「迷戀」李卓人或蔡耀昌。
一百萬人上街不是「表象」。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都在信心危機中，但為何在八九年四至六月會有這麼大模糊以支持公民行動作為手段，去鬥共產黨，去理解我們的信心危機？去過雨傘（運動）的人多少都相信，我們是主體。當時天安門事件，香港人有段時間是真的相信可以和共產黨鬥，這是「信心危機」沒法解釋這情況，反而會抹殺了我們的主體性，變成結構流動的反應的產物。
許多人說愛國但忘記八九時「愛國」的意思。有人說現在的中國人很不堪，而且中共對我們有很多壓迫，所以我們再不能悼念六四。但是，那一代最有理想的學運青年已被歷史謀殺，而我們現時見到更高壓的中國。那時的「愛國」是在王丹和李鵬之間做選擇。我們要區分，八九時出現的以對抗共產專權作為中國人的認同的民主認同已被消失，我們不能以現在在廣東道拖篋拖爆我們的腳趾那種「國家」和當時的「國家」混為一談。
另外，當時香港人的愛國不是令我們唱國歌，而是要拿著這個身份對抗當時聲稱代表十億人民的中國共產政權。為何要用「中國人」？八九年香港沒有本土論爭，那時的香港人說法治但他們不說民族；如果當年你要小市民或明星參與抗爭，是用中國人這身份，以此團結五百萬人，給當年的人這個名份和共產主義作公開的對抗。當時《為自由》這首歌是香港第一首共同創作的民運歌，主題是「自由」，副歌是粵普夾雜，那首歌是表達香港人的民運歌。大家要注意的是在六四這事件的參與中，我們創造了自己、民主的本土。
關於創傷，我覺得「舐自己的傷口」是頗難聽。我們舐自己的傷口，因為痛。若要一個人不停留於這痛楚，我認為是要重新呈現當年香港人的面貌、做過甚麼、重新組織我們如何開啟民主。我們沒法硬去忘記自己的痛。現在對支聯會的批評是好像建基於一個奇怪的假設，好像全世界的集會都要去維園搞。我贊成支聯會某些路線需要修正，而它作為大型、中心性的活動，用來作為摩打，令到五、六月的前後可以發生很多事，其他人可以在同一日或前後日子搞其他活動，其實我們需要很多的活動去訴說這次民主運動。悲情是迴避我們真正的願望，但那只是其中一種方式，那悲傷不是只是支聯會create出來。
傘運時很多人想退場，是怕子彈，你可以說他們沒用，他們應向解放軍衝去，衝去不就可以治療你的傷口？現在有種批評，傘運的無能是那些團體，支聯會，左膠，民主黨，社民連，雙學，就是他們搞到我哋乜都做唔到，其實有些事是很共同、集體，如果我們重視本土，那創傷不是李卓人一個人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共同超越及克服。
黃：我見不到支聯會不讓其他組織在其他地方搞（六四晚會），我認為原則是多元，不是集中和統一；策略上當然是想聚焦群眾以彰顯我們的實力。現在好像兩邊分割搞聚會，我歡迎的，最重要是毋忘六四。我覺得本土派的朋友的論調好像一個人，｢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國也不全是（存心）熱心國事的人，這些熱心國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沒有知識和能力，然而辦不好者，中國之（大），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的組織… 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許多人業已明白了… 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採省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這是毛澤東說的。他一九二零年時先搞湖南省的事，省以外的不理。
我的意思是，門羅主義不是新潮的事，香港還香港、中國還中國，如果是國與國之間，實力均等，那還可能有機會。但現在中國是殖民宗主國，我們被殖民，我們說互不干犯，但我們和政治、經濟、傳媒、人口等各方面都被中國掐著，那我們如何可以劃地為牢？
那如何建設？我們的確沒實力在大陸搞革命或民主運動。但我們在香港的在地抗爭、堅持抗爭是影響著大陸。劉山青試過在大陸搞民主運動，結果坐了十年牢，還要那時支聯會不撐劉山青，呢筆數都未計。一個理智的人都清楚，我們未有能力在大陸搞民運，我們便在香港搞。大家都有共同敵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應不會干預彼此對「反共爭民主」的追求。我覺得強調香港人的身份沒問題，只是我們要針對共產黨。「建設民主中國」，我們在香港客觀上已在做，不是因為民族情感，而是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是影響著大陸。
最後，我希望大家心平氣和思考，我們不是對大陸有特別情感才參與抗爭。剛才Sunny問我們會否因為國族身份而對中國手下留情。我想強調一點，身份認同有機會影響這個人的政治鬥爭的力度但不是必然，所以不應該這麼快將它們變成對立的狀態。我不會這麼快將那些有民族情意結的人視為香港人的敵人，除非他們在關節位出賣我們，例如在政改投支持票。我覺得身份認同和政治抗爭的力度未必有緊密扣連。
梁：我不是要拆支聯會的大台，我認同可能支聯會沒有說過本土派不能公開搞集會，但很多支聯會的追隨者在網上很肉緊地想守護香港人的記憶，我覺得應該要多些體諒本土派。若支聯會的追隨者覺得本土派論述是合理地不同意，即使我不同意但覺得他可取及體諒年青人的看法，可能你會給它更多尊重空間。我覺得本土派的論述是微弱發展中，但受到很多支聯會的支持者的指責，說他們分裂、收共產黨錢，其麼指責都有。若公民社會多點互信，咁咪由佢搞。我覺得這會好些。
我部份認同毛澤東的觀點，民主是由下而上的組織。邦聯制是分權，重點是想撇除中央集權，將地方權力分給地方。這假設了當地人民有很強的民主參與意識。我認同若中國以後走民主發展，一定不是走民主集中制，不是中央集權制，中國民主分裂的機會很大。不同地方的民主有利益衝突時，北部發展沒有惠及內陸時，可能它會想分裂，大家是否接受到？我覺得香港人很受大一統思維影響，覺得中國，包括香港，要統一，其實是窒礙了很多意識、行動的抗爭。所以我某程度上認同毛的由下而上的聯省開始去組織。
為何我要強調香港人這身份？例如我們做朋友，我們是獨立的成年人，有身體的尊嚴、思想的自由，我不會壓迫你信我那套，我們界定了每個人的主體性、權利、自由，互相交誼，才是健康的關係發展，但香港自己的主體性未被確立，邊界未確立，政治體制不斷受打壓，過太強調和十三億人作結連、互相推動，我覺得是政治議程先後的問題。若我說現在香港七百萬人要搞獨立，某程度是講得通的，而這和「建設民主中國」一樣遙遠。你今天覺得｢獨立香港｣很遙遠，但其實「建設民主中國」一樣很遙遠。我們覺得哪個political agenda 比較可行，比較可以號召到人，你不能指責有年青人要投入｢建設獨立香港｣，我覺得logic是一樣的。
我去兩岸三地做良性溝通，我不覺得我不可以和中國人做交流，我反對有本土派覺得｢中國人都是垃圾｣，但我要確立自己的主體性，我的自治空間受到保護，unintenion的幅射（影響）我覺得沒問題。但我覺得「建設民主中國」某程度是遙遠false hope，dominate了我們的民主議程太久。集點不只在支聯會，我作為香港人，我不介意去批判自己內部香港人，過往鬥爭方式有問題時，我覺得應容得下大家討論。
黃：有人說總之你有國族認同、身份認同，你某程度頂住了香港民主化抗爭。我覺得這不能成立。事實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不爭取香港地區性的民主，而是因為去到二零零幾年，民主派帶動不起叫市民直接行動，去爭取香港要甚麼。九零至二零初，民主派全身投入代議士制度，認為這樣work，而沒有相信透過群眾力量去爭取香港民主。是民主派沒有聚眾而不是民主派因為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
所以我們今天應問香港人，不論你覺得自己身份為何，不是問甚麼認同，而是問你在這個地方，有沒有對這地方有承擔，講公民抗命，你有沒有走出來？如果沒有，你說你是香港人或中國人都沒用。就像你星期日返教會，其他時間做自己的事，或很儀式做祈禱，當然沒用。若在集會盲講悼念但在平日沒有直接行動的人，我們要批判他們。六四集會的意義是我們要抗爭，是平日也要抗爭。
註：即聽即打，非全筆錄。
圖credit：Ak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