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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區諾軒:議員在反送中運動還有作用?

【文化論政】區諾軒:議員在反送中運動還有作用?

圖片源自2019年7月4日獨媒報道。

「反送中」運動經歷3個月左右至今,不時都有議員或助理在抗爭前線。起初,議員站在警方和抗爭者之間調停,有時還可以阻止警方推進;但隨着警方執法手段愈來愈強硬,議員在前線能夠做到的調停角色亦捉襟見肘。有人也許會認為議員的角色已經發揮不到作用,於我而言,其實事在人為──道路是靠人開拓的。

正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勇武有勇武的奮戰,和理非有和理非的發揮空間。議員作為和理非家系的一分子,就算警方應對代議士的態度愈來愈醜惡,以及政府半點也聽不進訴求,但是還有很多為這場運動出力的空間,茲舉兩事:

8月5日曾為發動罷工而舉行七區集會。起初構想由網上自發,但當應對七區舉辦集會,部分實務仍不得不拜託各區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處理在地的申請問題, 民主派之間更有分工,按照選區各自負責照料集會。

自從831遊行當天在太子站發生警察速龍小隊進入車廂毆打市民後,坊間要求港鐵交出閉路電視資料的呼聲漸大,毛孟靜陪同當晚目擊者闡述警察濫捕,她及張超雄、葉建源等亦轉述港鐵澄清指出,若調查長於3年,將一直保留閉路電視。筆者也為了透過法律途徑追討,與一名涉事市民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要求港鐵交出閉路電視資料。

民主運動的基石

上述兩件事其實都反映議員有可貴的角色:這次運動很多時被形容沒有大台的自發抗爭,能夠做到民間自發,固然把每位參加者的小宇宙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在好些組織工作,難免需要一名群眾相對可信的代表出頭應對,議員正好具備這些條件。當抗爭者忌諱表露身份,擔心秋後算賬,有名有姓的議員能填補一些必須透過真身行事的工作空白,甚至可以作為訊息流通的渠道,向機構求證消息真偽,甚至蒐集第一手資料開展跟進工作。

軍事理論書籍《超限戰》說過,一場戰爭可以分為很多不同層面的戰場,正如「反送中」運動每星期警民對峙只是其中一面,還有金融戰、民意戰、網絡戰等。多一名民主陣營議員,便多一分戰力發揮議員角色。區議會選舉接踵而來,它作為香港唯一全面平等投票的政制架構,選舉勝負無可避免是運動勝負的一環,這場近在咫尺、爭奪地區代表的戰事,卻仍乏人問津。

一直以來,筆者相信區議會席位是民主運動的基石。區議員是與地區無可取替的接點,由每天日常交談的街坊對話,到細水長流的地區問題跟進,民主派地區工作者表現如何,可成為市民評斷民主運動的樣式。投票行為數字說明,民主派擔任區議員的選區,影響民主派立法會整體得票5至10%,大家真的覺得民意宣傳是重要,沒理由忽視區議會這個戰場。

根據《區議會條例》,雖然區議會屬於諮詢性質,但它的影響力不可說是小。儘管多年來政府未有兌現下放權力的承諾,但區議會總有琳琅滿目的撥款投放社區,實際上就筆者在位多年所見,政府部門若能配合,多順從區議會或當區議員的意願落實地區行政事宜,便可提升民生事宜。

議席的連帶影響

長年以來,建制派盤據各區區議會大多數,好些區議會的撥款腐敗不堪,傾側於建制派的地區團體,舉辦因循守舊、了無新意的嘉年華、粵曲活動,不是說這些活動沒有需求,而是區議會本身可以預留撥款落實具體的、事工性的計劃。南區曾經為推動地區旅遊,落實一連串南區文學徑計劃,便是有具體議程的部署。

此外,區議會議席連帶影響新界、港九區議會選委會席位,甚至是立法會功能組別代表,茲事體大,以現在社會民意之強,有志之士若想投身社區,實在應該做好本分,盡力爭取議席的勝利。

如今,似乎除了一些鄉郊選區,不少選區已經有地區工作者展開工作,雖然落區時間未必長,但選舉不可能是候選人便等於一切,沒有人出謀獻策、設計書寫等等,後勤工作不可能與建制派爭一日之長短;還未有計算很多落區的工作者實戰經驗有限,一旦未能及時掌握社區套路,掌握市民關心的議題,就算多強大的政治民意,都未必足以促成勝選。

回歸後,議員在政治運動有否作用?我覺得給一個人擔任議員,才可看到他在政治上能發揮多大的貢獻。在這次運動裏,有議員走上前線,甚至因而被捕,也有議員堅守社區,有的則收到十分關鍵的投訴個案,這些涉及不公遭遇、警察濫權的事件,都是從市民直接反映而來。

我只知道繼續讓建制派盤據兩級議會,帶給大家的,隨時便是民建聯近日的「新猷」:聯同一些警察代表與政府見面,當要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時,便可以反對;相反,若成立監察教師的機制,便會大力支持。標準不一、偏袒既得利益,便是建制派予香港人的處事方式。

如果你在未來日子,看到有民主派地區工作者在街上派傳單,不妨考慮多幫他一把。可能這一點幫忙,便成為走遙遠的路的開端。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本文刊於2019年9月9月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