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司機》在韓國大收，香港人亦非常受落。光州事件發生在三十七年前、距離約一千九百公里外的地方，對香港人來說本應是一個遙遠的時空。一齣電影講歷史但無女星、無殭屍，都能夠贏得香港觀眾垂青，引發你我共鳴，是印證了香港的人心轉變。正如才子作家區家麟三年前所說：「吸第一口催淚氣，是生命的一次昇華」。
「韓流」文化不是一天形成，而且自金大中時期至今十多二十年，依然氣勢迫人。猶記得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訪問過韓國之後，曾經津津樂道說：「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產物」，以推銷他的所謂「適度有為」的管治手段。其實梁振英所說的也並非大錯特錯，只是承襲他一貫的語言藝術，講事情的一半，惑亂觀者而已。他沒有說出的另一半是：韓國流行文化的生命力，有政權更替和商業模式改變所帶來的創造性，也有鍥而不捨的民主反威權運動為內涵。我曾經把一個錄像藝術藝術節目帶到韓國放映，開幕前兩三天前才把全部文字內容發給主辦藝團“i-Gong”。到步後藝團已經把內容完全部譯成韓文並且印成厚厚美倫美奐的場刊。他們的翻譯很自豪地告訴我：因為民主運動的傳統，韓國有很發達有效率的出版和印刷。
從經濟方面看，韓國的創意產業其實和它的其他經濟範疇一樣有着十分相似的特色和要素：政府、財閥、市場、中小企、消費者、外資和國際貿易規則談判（WTO和IMF等），相生相剋，輪流洗牌。政府基建傾斜、市場開放、促進融資、刺激消費者貸款消費等，都是干預性的政策。如此一來，亞洲金融風暴反而令韓國的創意產業浴火重生。但經濟的適應和擴張，只是提供物質基礎，文化及創意產業還是靈魂為本的獨特事業。2014年10月李英愛曾經接受過《明報》的獨家專訪，說：「韓國1990年代開始的民主化，打破專制禁忌，釋放的創造力令韓潮橫掃亞洲。」從學術文獻，政經兩方面有關韓國創意產業的分析和研究綜合來看，其實是韓國人本來創意旺盛，技藝強勁。政治審查的撤除、意識上的解放，透過經濟上的分配，一次過把潛能釋放了出來，令人刮目相看。最後一任軍人總統盧泰愚更發牌予新的民營電視台SBS。回看梁振英的「忽然哈韓」，不是令人倍感諷刺嗎？
當年看《逆權大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宋康昊飾演的地產事務律師和同學們聚會的時候，問身為記者而熱衷民主的同學：「你這樣做真的有用嗎？」；在《逆權司機》中，宋康昊飾演的司機更是一開始從漢城講到光州：大學生怎麼不好好讀書，或者發展其他的技能？例如唱歌！兩套電影中都有明顯的濃濃亞洲味：無力感和「認命不抗命」的「順權」心態。亞洲人口多、工業化較遲，建立現代國家之時也不是基於普及的啟蒙民主思想，所以有不一樣的起跑線，但故事中兩位主角都在親眼目睹暴力鎮壓後改變。我生於七十年代末，在未懂事理解世界大事的小時候，電視新聞天天傳來「南韓總統全斗煥」這個奇特但無法理解的名字，深印腦海。所以當釜山漢城的催淚彈在金鐘夏愨道現場出現之後，我知道雨傘運動只是一個開始；最近傘運政治犯大規模下獄，也只是一個延續。
香港人在民主運動方面，其實不必仰望南韓。港人從前享有的相對自由，是從英、美、國、共多元角力的空間之中意外得來的，而不是全民共構的。韓國民主運動是工會、學生、政界和中產階級的合縱連橫。由光州第一滴血到全斗煥下台，妥協下產生第六共和，過程長達七年。當中運動的分化、政府的拉攏和打擊等，其實見怪不怪。韓國的民主運動發生在油墨印刷傳單的年代，香港的雨傘運動誕生於鍵盤和手機的年代—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急速擴大的政治層，很多對傳統社運組織方法沒有興趣的市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有些只求做自己的事，有些以「拆大台」為己任等。這樣雖然人多意見多，分裂比凝聚容易，但也是可以更仔細和真實的看到「群眾」的面貌和心願。這是一個比韓國民主運動更複雜的局面，於是三年過來，大家有著不同的處境和心路歷程。有些要學習面對司法和監獄、有些正在復原、有些做社區工作、有些著手深度整理經驗。雖然香港人向來說話過分尖酸刻薄，由失望情緒造成的同室操戈往往令親者痛、仇者快，但一種香港抗爭的集體意識的確已經形成。連一向對世事觀察冷酷而準確，但被認為是政治主張保守的呂大樂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以「香港比想像中頑強」作結。而我還是和三年之前一樣，認為不要問堅持幾多天，要去問繼續多少年。
作者爲大學講師
原文刊於2017年10月3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