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我作為前學生組織成員，實在無意對現屆學生組織的運作、行動及論述作出任何評議。只是近日學聯一篇聲明，勾起了我一件往事。
二零一零年，我在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在八九民運二十一周年前夕，爆發了「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文大學的爭議（下稱民女事件）。爭議源於兩面：一，新民主女神像由外地運至香港其間，歷經官方的重重限制；甚至在時代廣場公開展覽時，被警方「沒收」，激起社會極大反響，視為政治打壓，踐踏公民自由。二，在新民主女神像「獲釋」後，以時任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發出聲明，指校方基於「政治中立」的理由，拒絕學生會提出擺放雕像的申請。此論一出，旋即引起社會嘩然。六月三日，我和各校內校外學生組織（包括學聯）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校方立場是政治獻媚、破壞大學的學術和思想自由，堅持雕像在中大擺放。翌日，我和中大學生會以及學聯朋友，在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大台」上，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在晚會後到中大集會；終有二千師生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雕像至今仍然矗立，成為中大「非官方」地標之一。
五年前的一件小事，對我以下三點反思。
一，民女事件反映出「六四」本身，就是一個「本土」議題，和捍衛本土的抗爭。民女事件之所以「升級」，是警察打壓表達和集會自由，和大學校方自我設限，破壞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為社會所抵抗。這些建制權力實在地侵犯、壓縮香港人享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建制打壓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和學生會實踐公民權利時，觸動中共的政治神經，被視為衝擊「六四」禁忌。故此，在香港悼念「六四」，正好是一把尺去量度香港人能否完滿實踐和體現其公民權利。 在中共對香港全面統戰工程日深之時，這尤其重要。換言之，「六四」對香港而言，即使撇除中港民運關係的視角，它和本土人權發展，實在息息相關。而且，當中共對香港的吸納政治日益膨脹，難道我們能無視大陸政權而迴避抗爭嗎？每年的六四晚會，就是香港和中共的暴政一直勢不兩立的最大象徵，是代表了香港拒絕遺忘中共暴政、拒絕讓步、並堅決捍衛香港人尋求真相、充實人權和建設正義的權利。這其實是香港人很重要的政治身份認同。既然「六四」大框架下的相關議題、價值和香港本土權利如此相關，那麼不論屬於哪政治光譜的陣營，如要關懷本土，其要務實在於肯定和論述「六四」，而非迴避「六四」；刻意迴避「六四」，只是駝鳥地無視香港本土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
二，學生會當年成功動員二千多人在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矗立，固然和校方的錯誤及連日輿論氛圍有關，但我相信更直接的是中大學生會在當晚支聯會六四晚會台上緊接學聯發言，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到中大集會。我清楚記得，我在台上發言的對象，除了八九年以來一直參與集會的市民，更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和年青一代。這十多萬人，構成了一個承先啟後的命運共同體。這份在同一時空下共負一軛的激情，其實頗直接鼓勵了晚會參加者繼續出席後續的抗爭行動。如果當年缺少了這一環節，我猜想到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人數，尤其年青一代的香港人，必然大減。其實，學生組織高度參與六四晚會，也是和在場同輩分享共同的語言，連結「六四」和香港本地政治困境，共同承擔香港民主運動。六四晚會的主體，始終是香港人。如最近鄭煒和袁瑋熙兩君在有關雨傘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參與佔領的香港年青人，大多參與過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註）。這更令我堅信，六四晚會不再單純是上一代「大中華膠」的周年聚會，更成為了接駁香港年青人與香港（對不少人來說，也包括中國）民主運動的場域，為凝聚香港的抗爭政治奠基。
三，我也要對有份參與民女事件決策的自己作一些批判。誠然，由校方聲明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擺放，到六四當晚在中大矗立雕像之間，僅有不足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供學生會應對籌謀。當年的學生會對「六四」立場固然有民意授權，但面對這突發事件，學生會的處理手法在事後也惹來了部份同學的批評，例如未有充份諮詢同學意見、以對抗方式「違法」矗立民女云云。但我當時的判斷，是必須平衡縱橫兩面：我們除了有橫向視野，時刻警惕是否忽略廣大同學的民主參與外，也有縱向的歷史承擔。八九年後歷屆中大學生會均高舉平反六四、對抗中共極權為綱領，我相信並非僅僅是巧合而已。當每屆幹事對學生會在八九民運以降的角色、理念和史實有深度和充實的掌握後，應明白到同時向同學和歷史問責，至為重要。如果當年學生會應對民女事件時抽離學生會以至香港民運的歷史脈絡，相信連動員香港人參加中大集會的勇氣也沒有。在當時，平衡同學問責和學運歷史傳承的確艱難；但慶幸的是，我們最終沒有獨傾一方；在形勢下也得到輿論和同學的肯定。
不過，反思五年前的一件小事，對五年後的今日，尤其是香港的學運和民運來說，還有沒有意義呢？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註：鄭煒、袁瑋熙(2015)，〈「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147期。
本文修訂版載於2015年4月29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