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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真正「非法」、受質疑的,其實是政府的管治認受性(D100學運連線節目重點20150819)

周永康:真正「非法」、受質疑的,其實是政府的管治認受性(D100學運連線節目重點20150819)

學運連線 20150819重點播報
周永康、黃嘉輝、岑敖暉

【政治檢控】
2200-2230
周:昨天警方正式「邀約」羅冠聰和我去灣仔總部起訴我們。這是我踏入八月十八日(生日)的第一份「大禮」。警方講解了檢控的程序,收了線,又打來,正想著幹甚麼,阿sir說如果你想睇書就帶書來看吧,即暗示要搞很久。現在警方很喜歡用錄影檢控,法庭也考慮雙方呈交的錄影片段顯示的狀況。然後阿sir說知道周生你今日生日,和你說句生日快樂。我都呆了一呆。

岑:這就是「難聽過粗口」吧。

周:無論真心還是假意,也都多謝他的。

岑:你真厚道。

周:很多時社會分化是不同層面,我們去改變政權、社會,進行社會變革,很易落入對方是我的敵人、仇家而要將之諸殺,而忽略對方亦有很多面向、面貌。如何才能trigger那些面貌出來?可能要認真看這個人,他除了是警隊、政府高官,(這些面向)是非常可憎時,還有沒有其他(面向)是能trigger轉化?昨天聽他說生日快樂時,我在想他是在「潤」我呢,還是真心呢。我就當它是一種祝賀。即使大家認為警隊是保護政治權力核心的隊伍,是警政系統裡(負責)統治一個地方的隊伍,擔當這些職位的人都是在這城市居住,是香港人,是有轉化的可能性。當然你要撻到那個掣,當中有很多功夫,要落很多墨水。但這也是,對我自己而言,是很好的提醒。

羅冠聰及黃之鋒都要二十七日到政總,二十八日有其他學民的成員。我們三人「觸犯」的罪,分別是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參與非法集會。這是頗荒謬的,因為用「非法集會」(的罪名),政府安排致電給你的警務人員是O記,見到這個政權當佔領運動或佔領人士和黑社會無異。這反映另一種邏輯,為何他認為(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是非法呢?這場運動的核心是要民主政制,香港這地方要有民主,是抵抗或希望撃碎由北京、港府、及大財閥操控的三為一體的管治架構。而原來你挑戰這種管治架構,你就是非法。

當你挑戰他,他會用他的公權力,甚至警隊或司法系統對你進行打壓。換言之這是政治復仇。「非法集會」這罪行悉數反映出政府的心態,抱著甚麼心態看待在這個社會裡發動佔領運動、公民抗命、抵抗(不義政權)的年青人或一百萬香港人。這對社會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政府說你非法時,我們要問,那參與佔領運動的一百萬香港人覺不覺得這行動是非法?我相信絕大部份人都不覺得這是非法行動。反而非法的是政府的管治認受性,這政權才是受到很大的質疑。

岑:你這個講法,今天袁國強回應了,「我們不應將所有檢控上綱上線,說是政治檢控,控告你們四人是絕無政治成份」。

周:袁國強今天否認這是政治檢控,剛才我們的分析也可看到政權的邏輯。說這不是政治檢控明顯是謊言,是在掩飾他背後做的事。他說不是政治檢控,那麼這三個人(羅、鋒、周)是如何揀出來?有一百萬人參與佔領運動,衝入公民廣場也有二百多人,為何只檢控三人?你說煽動,有二個人(鋒、羅)叫咪,但我不是煽動,我是「參與」非法集會。那麼他(只選擇我們檢控是不是檢控所有有「參與」的人士)的標準、準則是甚麼?很明顯見到他有很多事不說,但他沒說出口的正正是最核心、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政治復仇、政治打壓。若他檢控全部有參與的人,當然他要付出很沉重的(政治)成本,所以他選擇一些人慢慢捽,你還是你?但有趣的是岑敖暉你沒有中招。

岑:我是完全不明白。Derek(被指控的罪名)和非法集結無關,是普通襲擊。根據律師查詢,警方也說二十八日還有其他人,應該整個九二六(會檢控)八個人。現在黃之鋒是兩個,煽動和參與,Nathan是煽動,你是參與。要參與非法集結這罪名成立,條件是三人以上作出破壞社會安寧或秩序的行為。現在只有二人(中招),那他的標準是如何?當日有百多二百人衝入公民廣場,到九二七下午也七、八十人留守、被拉回差館。這些人理論上都有參與所謂的非法集會,那為何沒有被檢控?我起身見到Alex和Nathan收到檢控,我也知道一定有我。但晚上我在想為何(警察)還未打給我,請律師打去問時,警方竟回覆我不在名單上,我也大吃一驚,不明白為何。

周:嘉輝你有沒有收到電話?

黃:我沒有。九二六我也在公廣,接近清晨時離開了,回院校做後勤工作。回應袁國強的說法,他今天頗高調地說不是政治檢控,他的論調是嘗試將整個雨傘運動、公民抗命定性為犯法行為,從而漠視背後所有政治訴求。這令我回想起,佔領初期,學聯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整個公民抗命的出現,並非市民無厘啦更走去犯法,而是我們希望以公民抗命去爭取公義的民主政制。但袁國強的發言完全沒提這部份,沒承認政府在政改上的責任,只單單將佔領運動定性為犯法事件。他在選擇檢控誰時已具有相當的政治目的,因為他無法拉所有人,若他拉所有人,將會有非常大的政治代價。

周:他又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現在覺得岑敖暉不在名單上很「不平等」。沒可能的。

岑:我也不明白。可能他遲些再開個file講九二七,我也不知道。今日袁國強的講法是佔領運動期間,每天都有罪行,所以要逐件檢視證據。現在的practice是我們每一集都講政治檢控或身邊都有人中招,是因為警方不停「(手禁)掣」,包括六一一白皮書、黃毓民在立法會掟杯,甚至方國珊都在昨天和Alex、Nathan同一時間中招,被指控上年七月時襲擊葛珮帆。去年七二五一一、九二七、九二八以至十二月中,他應該是逐件埋單計數,理論上應該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看何時到「銅鑼灣嘉輝」。

黃:當時我較多在銅鑼灣出現,也和警民關係科的人有溝通,相信我都「榜上有名」。

周:相信這是政治檢控的開端。七二五一一暫時未「郁」住。

岑:相信背後有他的政治計算及政治考量,因為七二五一一,首先,以律政司的層面,犯的法律應只是「未經批准集結」,和你們今次被告的「非法集結」,程度上是不同的。如何界定這兩個罪名,最簡單以是有沒有暴力作分野。今次周永康中的是牽涉暴力行為或破壞社會安寧,但「未經批准集結」只是未經警方同意下進行非法集會或堵路行為。七二五一一在社會的迴響及影響力也不小,所以考慮檢不檢控時也有考量這些。很明顯,他不是你有犯法就告你,現在香港絕不是如此。

周:記者問我心情如何。大家見到過去半年,參與佔領運動的朋友不斷被檢控,懷抱著甚麼心情?昨天我有幾十秒的時間覺得有壓力,今日生日搞單咁嘅嘢,但很快已調整心情,這是非常好的encounter、際遇,大家在佔領運動之初也可能預計到,政權一定會政治復仇、打壓,我們衝擊他的管治邏輯及運作,他一定反彈,維護其利益。我面對記者的問題,也再思考如何面對這件事。這一刻我的心情是定的,這是整個過程裡必須付出的代價,否則社會很難繼續推進。

現在有聲音說你要麼是藍絲要麼是港豬,這情況局限了社會繼續向前抗爭的動力。若果說在警方投擲催淚彈那天,要出來的香港人已全部出來,不出來的那些人,不用再說服他們的話,背後的含意是我們不用再期望以道德喚醒其他人,要醒的已醒,其他的已沒用。但若不是如此,我更肯定這一刻我們在做、在面對的事的意義,在抗爭的道路上依然有其能量。我依然相信及肯定,我們在做的事或面對的打壓,是抗爭裡會有及必須面對的事情。你們的看法如何?

岑:我覺得這是可承受及值得承受的代價。你在做的事是直接挑戰(不義)政權,面對他的反噬其實是可預見的,這也是對自己的修煉,被檢控的人能否頂得住壓力及過程,可以再參與之後的運動。之前去聽其他案,開始感受到上庭的沉悶及壓力。我旺角那單案,有二十多個被告,控辯雙方各自要做二十多個結案陳詞,要花多少時日在法庭渡過?比起面對刑罰,我覺得面對司法審訊的過程的壓力更沉重。今次佔領運動或之前東北事件都有很多人被告,他們可能要隻身面對這麼沉重、漫長的過程,這不是容易承受的。之前我去聽的案,見到個官對示威者很「辣」,他講到不同意示威者的行為,會笑著提高聲線,說你們明知這樣的是不對的,所以你們必然違反甚麼甚麼。

2230-2300
岑:警察或律政司選擇檢控,某程度上都看你的位置,所以嘉輝現在的位置(學聯副秘),就算你原本在銅鑼灣他不打算郁你,現在都有可能郁你。

黃:這是極有可能。現在這個政權在政治清算,最後目的是沒有新的行動挑戰他的管治邏輯、運作模式。潛在地會繼續做行動的組織會較容易成為他們的目標。那時在銅鑼灣,我和普通佔領者一樣留守,嘗試以我們的力量迫使政府作出讓步。以我在學生會或學聯的經驗,我沒有在前線參與抗爭,多數在後面或和普通同學、群眾一起。七月二日令我思考很多如何面對刑責或看待公民抗命,是否就這樣眼白白看著其他人付出而自己不付出?到傘運初期,見到出催淚彈,見到很多人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真的覺得若每個人都不肯付出代價,社會不會有改變,政權的管治威信不會因此而崩壞。那時開始有心理準無面對刑責,所以選擇到銅鑼灣留守,幫忙處理即時狀況。有次晚上,警察突然衝入來,那時銅鑼灣只有大約三十人留守,而衝入來的警察則有起碼七十人,那時很憤怒,也有點害怕,不知他們會做甚麼。

傘運後見到很多朋友被警方預約拘捕,我們搞了很多聲援,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一班同路人、一起在香港爭取民主的人,能否團結起來去聲援大家?要自己單獨面對政權的壓迫其實很困難及相當令人驚慌,因為要自己一個去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但當每次聲援時見到很多朋友,不同組織的朋友都去聲援不同的被捕者,也見到很多拿著黃雨傘的姨姨,這都是很重要的。每次聲援都帶給被捕者很大的信心,如何面對接下來的事情。

周:接下來的聲援是何時?

岑:Alex那單是八月二十七日去中區警署,八月二十八日Derek被告普通襲擊,同日有聰、陳偉業、黃之鋒及阿銘就著六一一白皮書上庭。聰有兩單,九二六煽動及六一一阻差辦公,之鋒也有幾單,似乎他是律政司針對的頭號對象之一。阿銘應該是律政司另一個針對的頭號對象。根據律政司的做法應該陸續有來。我覺得被人告不是容易頂的事情,若只有自己一個人去頂,真是相當大的折磨,如果大家可以的話,希望可以撐吓同路人及朋友,讓他們在這漫長的司法程序不需要這麼孤單。

【監獄膳食】
周:若頂得順檢控的話,你們又頂不頂得順無啖好食呢?服刑完畢的陳德章申請司法覆核,他說獄中膳食有歧視。中式及西式膳食有分別,陳德章要求西式膳食但被拒絕,他認為他有權利選擇。服刑是承受代價,但膳食是基本權利。有懲教處人員認為署方不容許在囚者任意改餐單,直言在囚者的生活水平不能高於獄外,並反問社會是否接受在囚者好像渡假一樣。

岑:我是怕無啖好食的,無啖好食很大鑊。黃竹坑的膳食是最好的,葵涌則是煉獄。

黃:我見到圖片,更加令人擔心。

岑:今次司法覆核最大的問題不是冇得揀,我覺得他挑戰的不是有沒有得選擇,而是粗暴地用種族及膚色去安排你吃甚麼。你是白種人就吃西餐,黃種人就吃中餐,疑似印度人或南亞人就食印度餐。這才是問題。你是否用膚色去界定你吃甚麼?可能有南亞人或白人自小在香港長大,他的飲食習慣是很中式的,那他是否應有權選擇中餐呢?亦有不少在香港做生意的人,可能他們的子女是黃皮膚,但自小飲食是西式,他們是否可以選擇西餐?按種族或膚色(安排膳食)才是最大的問題。

黃:按膚色分配的雙重懲罰。獄中膳食沒外邊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不看你平常的飲食文化,只根據你的膚色派給你的餐膳,某程度上是另一個懲罰。

岑:按飲食習慣而非膚色去安排餐單其實是合理的。現在不是說要成日轉,而是入獄時問你的意願,希望未來十年服刑期間希望食甚麼餐單。所以那高級懲教人員的回應好像九唔答八。

周:陳德章認為署方做法涉及種族歧視,違反種族歧視條例及基本法,所以申請司法覆核。獄方有個assumption,覺得黃皮膚是亞洲人,要食中餐,白種人要食西餐。這和那個資深懲教人員的回應是可以對讀:監獄應是受苦而不是渡假營。但監獄是令入去的人承受代價,卻不是要刻意折磨他們。但懲教人員(的回應)好像(認為)監獄是用來折磨一個人、懲罰一個人,但裡面不存在令他改過的空間。

【反思「常識」】
若約定俗成認為餐單應按膚色分配,這其實和上一節袁國強的邏輯是沒分別,是認為一些約定俗成的事情不需討論或思考。常識這字眼在這個社會很敏感,很多社會的論爭,官應該這樣判,警方人員應這樣做,商業應這樣營運,政府或不同派別就喜歡說「這是常識來的」。但其實「常識」可圈可點,背後其實有很多迷思。九七之前的制度行之有效,是一個「常識」,但裡面是否真確如其是?還是當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重新思考、批判,裡面是否有些謊言是大家刻意掩藏了?獅子山精神以往也是常識,但今天很多人批判獅子山精神,覺得裡面有很多事情是謊言,是為要大家接受一個殘酷的制度、受到牢役。由陳德章的司法覆核、署方如何安排膳食,以至懲教人員的回應、袁國強的回應、今天的社會論爭,裡面的「常識」套路其實頗危險,很值得我們反思。若我們不知道「常識」背後隱藏的魔鬼,就很難令社會有改變、有進步。

岑:若下下都說這是常識,不需討論,這些常識有時會是政權或你的敵人操控你、愚弄你的手段,會令你錯過了討論或探討這些常識背後到底是甚麼東西、繼而破解它的機會。聰說現在的教育潮流是批判思考,但我平時沒有感受到批判思維,因為很多人有既定立場或既定常識,然後帶著這個常識和人鬧交,不是討論,放棄討論事情發生的原委、原意。

希望各位D100的聽眾若同意我們,不要錯過機會去思考,在生活上面有些「常識」到底是否真是常識?例如以前政府及市政局覺得街道要清潔,所以要沒有小販,這是他們的常識。但到底這是否常識?或因為(公屋)商場很舊,被(領匯)經營會新啲、靚啲、乾淨啲,大家當時覺得這是常識,但這是否真的平常的事情?在獄中沒法選擇膳食是常識,「你入去預咗要受苦,你還要嫌尖腥悶,人哋食西餐咪西餐囉,鬼叫人哋係白種人你係黃種人咩,呢啲常識嚟架啦阿哥」,大家會否覺得這番說話是常識、沒問題?若你覺得沒問題,我們也可討論一下為何你覺得沒問題。

【33個月冤獄】
2300-2330
岑:今日有單新聞,因為警察的疏忽或失職,令到一位工人坐了33個月的冤獄。因為沒了record而令人受影響我也見識過一次。九二六那次,很多被捕者被沒收電話。我和Alex也被沒收了電話,而在一、二月時,警察打給我們,說這件案已完結,叫我們拿回電話,當時我們以為他們不會告。但在九二六(Willis)和之鋒是最早被捕,也被沒收電話,但警察遲遲沒通知她拿回電話,也trace不回record,因為件案已完結三個月,所以現在電話在警察度,又不起訴,但又不能拿回電話。昨天我們以為我們也在這件案內,但律師問完是沒有我們份,但不知道如何拿回電話。

周:這是僵屍案件。原來已結了案?你不說我也不記得。

岑:是你說的。

周:是,你說起我才記起收過警察的通知,白紙黑字寫著九二六已結案。33個月那單,警察有沒有說為何疏忽?

岑:主要是案件主管離職,以及警察系統好像trace不回三個月前的事情。我也很奇怪警察的record竟然三個月後trace不回,但我們的案動輒一年半載才拿出來講,究竟我們的案件會否經歷證據流失的情況?真的聽天由命。

周:要看純粹是人事疏忽,還是整個運作、系統有結構性(問題)。

岑:個系統是有問題。警察是喜歡拖著做事,沒理由三個月後沒了record。

周:以我在警局的經驗,這是頗官僚的系統。由踏入警署那一刻,他們要不斷mark record、要錄音,哪個阿sir,編號是甚麼,幾點鐘做甚麼事。有很多表格要填,落口供也很官僚。

岑:問題是這麼官僚、這麼講求留record的記錄那麼容易不見,不知是能力還是行政問題或者兩者皆是。

黃:那位坐冤獄的人出來了可以向誰投訴?

岑:外國例子是可以申請民事索償。冤獄在美國是時常發生,但這位工人經歷了33個月的煎熬後,會否還有心有力經歷另一場法律程序,這是未知。希望各位也關注這事。

【港大副校任命】
周:坐33個月冤獄應該身心俱疲。看看接下來有甚麼可以幫忙。另一件大家聽著會身心俱疲的事是港大校委會事件。

黃:校友關注組期望在九月一日的臨時大會(EGM)通過支持任命及檢討現時行政長官必然擔任校監的制度。另一邊,較建制的校友嘗試在EGM做手腳,希望提一條議案,支持通過十位院長就七二八事件的聲明,聲明在七二八之後一天就出了,不知為何院長們這麼快就可以做到嘢,平時不見這麼快。

聲明message有兩個,一是譴責學生當日的暴力,二是他們站在安全的位置,不就(任命事件)有任何表態,不會評論校委會是否有政治干預,不會評論究竟等埋首席副校才任命是否符合香港大學的傳統,也沒有提供解決現時學界備受政治打壓的解決方法。通過這份聲明對於院校守護學術自主是十分大的衝擊,若港大校友不想被代表,請積極參與這次EGM。

周:雙方都可能在做動員。在大學層面的抗爭想達到甚麼目的?這半年來,大家由梁振英介入而震驚,不斷被拖延,到僵持不下的局面,到今天,八月尾不知會否委任,在這情況下,抗爭方向是甚麼?

黃:現時各大學的條例都有漏洞。在以前或許不是漏洞,但放在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下其實是漏洞:在各大學內都充斥政府的權力。為何一直相安無事,現在搞成咁?因為以往,政府在學校的權力是象徵性權力,現在梁振英有政治任務,就是清洗高等教育界,他嘗試用盡他的權力去入侵校園,包括委任校董,他們不是為院校服務而是為政治服務,為梁振英的政治目的被安插入去。李國章很明顯就是例子。我們要大學承認這個問題,現時大學條例充滿政府的權力,然後再承諾如何去除這些權力。這是學聯現時最想爭取的東西。

周:前幾天南韓有教授跳樓身亡,他想帶出的訊息是,現在韓國釜山大學想要由教授選校長改做成立遴選委員會選校長。那大學是南韓唯一民選校長的學府。那學者認為要捍衛大學自主及學術自由,他要犧牲去宣示他的志向。香港的情況很類近。二千年初,政府要求大學改制,用的理由是「常識上的轉變」,引入商業決策可以加快流程。但大家見到這十年來,香港在政商關係如斯緊密的情況下,商界大量湧入(大學)並沒有加快決策,這固然影響大學發展,這批人入了去,幫的不是學者而是政府。

另外,大學入學比例由八九年才增加,到九五年增加到15%,之前是個位數字,那時在社會壓力下才開始改革,可以見到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不希望提倡大學教育。當年政府不希望那麼多人入大學是可以成為反抗力量,今日為了貶低特區政府而去美化九七前的管治運作,其實有少許偏差。實際上英殖的管治思維如何看待香港,是否人道地看待我們或有禮地限制自己的權力?似乎不是,有更多事情是他沒說到,大家亦沒重新思索。這正正是常識背後隱藏的話語,那些迷思、hidden的東西都值得我們去回想,因為香港是在這處境中走過來。不了解這些處境又如何理解未來的路以及改變的方向?

岑:這真的和「常識」很有關。大家覺得港督、英治是好,是常識,但常識背後是用不同公關技倆去粉飾他不想做的事,這是公民社會需要注意的。若不了解他們背後的動機而只相信他們口中的言辭,數十年後回看,相信和今天相信梁振英的人沒分別。現在校監問題是一個權限的問題,從法律上,梁振英沒有做過界,我覺得現在要彌補以往沒做的事情,就是有沒有講清楚權界。大家知道大學和政權的關係是環環相扣,很多部份是互相影響。以往處於平衡的情況,現代政治學講憲法的意義在於它清楚寫明哪些權力會受到限制,權力如何運用,所以我們才認為憲政民主是理想的一套。所以現在應該要講清楚校監不應有這種權力,以往有用或沒有用也好,都不僅是梁振英一人的問題。最應該tackle的是權力的限制。

【回溯歷史】
2330-2400
周:剛才談到大學抗爭,改革方向,以至以往政府如何看大學。我們要回溯歷史才知道我們如何走過來;在以往不同時期我們可能盲了,沒意識到政府的操控。今天回溯歷史就很重要。近來有不少回溯歷史的文章,例如鍾耀華在端傳媒的文章,他這幾個月走訪了不同地方,訪問了七十年代的抗爭者,有社運、學運的前輩,一篇文章是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前學聯會長楊寶熙的訪問,當中說到國粹派如何統戰學生組織。當時他們推楊寶熙做學生會會長、學聯會長,她的政綱也不是她寫的,是很多國粹派替她出主意。這是難以想像的,有人替你寫政綱然後推你去參選,在今天,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人。當然近幾年有染紅學生會的事情,可能有這些事情。

岑:有的。

周:那篇訪問寫所謂地下組織的運作是如此多姿多樣。

岑:尤其七十年代的學運主要是兩派之爭,一派是親中的國粹派,另一派是社會派,中共的統戰很勁,連結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當年中共的主要敵人是英國政府,次要的是社會派人士。如何統戰社會派的學生組織?當年兩間大學,港大在七五年前是國粹派,中大一直是社會派。楊寶熙的訪問則指出,新華社的爪牙其實有伸到中大學生會,甚至替你找莊員,寫埋政綱,替你助選,替你搞學生組織。這些歷史都有助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脈絡或學運,尤其那是火紅年代。

楊寶熙的訪問,我最深刻的是她個人的心路歷程,她對當時自己的思想及行為有深刻的反思,回想當年的事情會落淚。很多人現在談香港的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停否定八、九十年代的民主派人士時,其實更應思考眼見的事實背後其實有甚麼社會脈絡。他第二篇訪問區龍宇老師的文章有勾勒這點,區老師當年的思想更前衛,他一早已覺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假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何以是由京官任命?他是三十年前已這樣說。可惜當時沒人聽他的。

黃:楊寶熙的訪問令我了解更多當年國粹派和社會派,我無法想像國粹派的勁,因為現在不可能有人給你錢、替你寫政綱。我上莊時,如果我的政綱和上莊有些似都會被人罵,說我抄上莊。那篇訪問打破了我們對香港的一些迷思,我們以為過去的香港沒政治衝突或角力,但這篇訪問令我們看到,政治勢力入侵香港社會的不同層面。學生組織都成為統戰對象,證明當時香港其實很政治化。區龍宇的訪問,我看了很佩服,他三十年前已提出我們現在說的事。他提出時沒有成為泛民的主要論述,至今,一國兩制實施了十七年,我們的經驗令我們看到衝突,有反思我們現在才來思考這些問題是否已太遲。

周:區龍宇提出這些問題時才二十八歲,反映這從來不是世代之爭,而是更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在實踐民主,是否實踐我們相信的東西,是思考方法和價值判斷的事。楊寶熙在訪問中很多感慨,我看這個訪問時很感觸,她反思年青時可能是因為蠢而做當年的決定,這不是蠢可以解釋到,而是背後不同的社會力量如何拉扯到這個人接下中大學生會會長這個挑戰,背後究竟是甚麼社會力量推動這些板塊移動?而這個人剛好在那個位置,被人推到浪尖,到底當年發生了甚麼事,令到當時有這些碰撞?

大家回望時,很多時都是零碎的記憶,六七暴動後的記憶是模糊的。我們對於香港的發展有宏大的歷史框架,但裡面的歷史細節是被閹割了,正如嘉輝所言,很多政治勢力在裡面碰撞、爭奪時,這城市的人因為移民、戰難來到這地方時,對身邊的爭奪和勢力運作沒有很強的意識。我們是在這種狀態下走過三十年,到今天好像歷史失憶。

我們如何拼湊回那些迷失了的板塊?這似乎尤為重要,尤其我們今天談論重寫香港歷史,這是很重要的。書展前後有很多書,裡面看香港歷史的態度及角度很重要。若只為,例如,香港獨立建國,從合理化這件事去重寫香港歷史,那是否真的在反省、重新理解以往香港在整個變局中,我們被甚麼力量左右著?我們在那些時刻又是如何被那些所謂「常識」蒙騙了?似乎在未來,大家重寫歷史、重新尋覓的過程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新傳媒】
似乎在今天,很多新傳媒做著有意義、創作的事。端傳媒的訪問或找立法會的投票記錄都是革新的項目。昨天吳曉東成立的香港通訊社籌到三百萬。未來香港傳媒的變局及新的傳媒湧上香港這舞台,似乎是重要的。FactWire和其他新的傳媒,是想衝擊以往的傳媒氣氛。紙媒有很多政治操控、局限。

岑:搞清楚歷史,和我們現身狀況有關。我們搞社運,方方面面都和歷史、和以往的民主運動有關,有些問題或我們的決定都和以往一些歷史因素有關。我們現在說要香港走一條新的路、要革新,,但不理當時的歷史問題又如何革新?我推薦Eason這個系列,因為他寫以往七、八十年代的抗爭者,對我們現在香港人如何理解香港、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發生的事情,以至如何走以後的民主道路,是很有關係的。

端傳媒是受到很多批評、攻擊,林林種種的問題,包括金主或present,我相信它的present是有做得更好的空間,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文章都是做得幾好,很好看,不要怪我(這麼說),比明報觀點版的觀點好看得多。你看周永康這個笑容,我相信他是認同我說的,但不夠膽說。深入的報導或專題,在香港沒太多人做,網媒或很多紙媒都傾向做即食的新聞,多人看、click rate高、譁眾取寵、juicy的新聞。但我們看新聞是否貪它juicy、click rate高就這麼報導呢?我自己覺得不是的,是應該看多些角度或深入些,現在FactWire或端傳媒是嘗試補足這方面的不足。

香港通訊社的籌款模式,我很欣賞,crowdfunding是不靠金主、財團,人們認同你的idea就捐款。以往外國很多這些例子,西班牙的Podemos就是用crowdfunding起家,它講解這個政治組織的政治理念及運作,叫認同的人參與及捐款。這模式有助傳媒或創意文化或政治方面的東西有空間萌芽。以往傳媒或政治組織的問題,其實最大的問題是錢(不夠)。為何獨媒營運得這樣困難,因為籌款(不夠)。

註:即聽即打,非筆錄,純為未能收聽之戰友報告重點用。詳細內容請收聽節目。非fans。沒故意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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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學運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