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我過往生命之中留下的，回想過來，原來有著很多不同路段的印痕。每當我想起1989年5月至6月的事情，以至近年鬧得熾熱的政改和中港矛盾，我沒法不連帶想起從童年到現在，中國是如何在我身邊明明暗暗的身影。
不得不首先坦白承認，我對中國，有著很快樂的經驗，而這個快樂的起點，可能是至今天為止，我仍留意、關心和期待中國的一個原動力。當我看著今天我的一些青年朋友對待中國的冷漠和外在化的心態，我就很明白，我這個結，他們從來沒有。
兒時那快樂的鄉村
60年代，家住東九龍一個公共屋邨，但我同時有很清楚的意識，我在廣東某縣的一個農村裡有另一個家。在那裡，我有比香港多幾倍的親戚，對一個才五六歲的孩子來說，是沒可能記得下每一個親戚是該怎樣稱呼的，那個數量，足以使我掌握到「家族」這個詞的質感。
在那裡，有十個八個足球場那樣闊大的水稻田，它要不是油綠欣快的大片展現，就會是金黃驕傲的包圍著你的，跟我後來走訪其他省份山區農村見到的小塊小塊，一點點菜，一角落土豆或花生，一方水稻旁又來一列瓜豆棚子，完全是兩樣風景（這對比，亦讓我理解今天山地農村之難）。
對於那個簡樸平靜，家居佈置和衣著盡是灰灰藍藍，卻又有著繁茂人氣和黑泥土味的一鄉十二村，我日常在香港時，也是會常常想著的。我知道那一塊田的水溝裡，有很多「綁尾雞」(鳳尾魚)；赤足奔跑，要選那一條路徑；吃的那些微黃的飯粒，比香港的要香；我的衣服手腳要多抹一點土黃，說話聲音要粗大一點，免得被泥孩子們孤立，那就不好玩了。
只是「鄉下」不是「中國」
這是童年到初中為止，一年返鄉三四次，用了十多年沉積下來的東西。因為有十多年了，風景人聲也有了時間變化的向度，因而亦有了一種「歷史」感覺。然而，這些物事，我從來沒曾稱它為「中國的 …」，我只管叫它做「鄉下的 …」，感覺就是「學校放假時就去住吓嘅屋企」，就是家。至於那「鄉下」以外的，那個更大的「國」，我是完全沒有概念，也沒有「認識中國」這課題。
直到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報紙電視天天在迫著我看，我才突然知道，大家都叫它做「中國」，而我們是在它之外，「我們」作為「香港」，是有責任去想想跟「它」作為「中國」的關係。這些聲音令我的生活除了中學會考之外，又多了另一種焦慮，因為，那時我實在不懂什麼是「香港」、「中國」和「關係」。
帶著焦慮，乾吞了好些補充資料，我才想起，我小時候曾在往縣城的路上，有碰見過戴著白色高帽子、身上繫著鐵鍊的人，被三四個神氣少年押著走過街上的場面。我也想起了，看著青磚牆上貼著紅紙黑字寫的「批林批孔」大字，那曾令我少年心中很不是味兒的。為什麼姓「孔」不好？不知什麼原因，我以往就是沒有把這些包括在「重要回憶」之內。
有沒有中國之痛
80年代中的時候，很多公共屋邨的社區中心或青年中心的社工、報紙的時事專欄、大學的學者等等都提出很多建議，說那些遊街和貼大字的事，都是「中國之痛」，對「香港」是很重要的，我們思想中港的前途，也得從那個地方開始。
但我也曾經得到另一些建議，說一切要由晚清腐敗開始，這又令我很是不安。我從中五開始，自己就決定把所有中國歷史課改為體育課，以抗議那個只用他的背脊對著學生，每星期兩次用40分鐘在黑板上表演寫字的「皮蛋黃（Peter Wong） 老師」的冷酷，而最後，中國歷史會考我是做了逃兵。關於晚清，我知道的是一些電視劇，有權的慈禧和大臣都是卑鄙自私貪婪的壞人，光緒是個沒用的傢伙，後來漂亮的珍妃自殺死了，一切就完了！而我的中國歷史也完了！重考大學那一年也都不須再碰面。所以，要去想「中國」和「香港」應該怎樣結合，不懂啊！
至於當時另外還有一個建議，說一切的問題要去黃河邊泥濘下，找到一個叫「深層結構」的東西說起，我的反應是「我的天！別煩我！」一句就耍開了。
對於中國之痛，我大概能明白一點點，不過，我心中是沒有痛的感覺，反而我時常猜想，媽媽是知道的。她曾對我說，她兒時在鄉下，日本人的戰機在空中送下來一個大炸彈，就掉在她家旁邊的屋上，她一邊說就一邊做動作，發出「轟隆」一句時，更有很長的尾音從喉頭裡延伸著。她平常是很少這樣說話的，所以我就知道，那種兒時的恐懼，是一直延在今天那句「隆……隆……」的低音中的。
媽媽還說，她是從廣州沿著火車軌一直走路來香港的，我那時聽著是覺得有點荒謬得不可思議，「行路上廣州」是我們流行的調侃話啊。我後來才知，步行幾天來香港，是上一代人很普遍的經歷。我媽來香港是在解放後，她當時唸完小學，成績很好，還掛上了紅領巾，但她的媽媽改嫁走了，而她的婆婆漸漸年老，不能再照顧她，就把她交托給一位鄉里，認做契爺 (我小時候叫他「阿公」的)，跟他來了香港在長江製衣廠學車衣，十三四歲的人就已經自力更生了。
媽媽說起沿著火車軌走路來香港時，我便想起了在我另一個中國印象中，可能有那麼一點點中國之痛。
那時候我仍是小學生吧，在聖誕前或春節前的一個寒風凜烈的午夜，爸媽會突然亮起全屋燈火把我們叫醒，是學校長假期回鄉下去的最佳日子。半夜起來，我被穿上幾層的新衣服，有時也有不合我尺碼的新鞋子，都是要帶給鄉下的親人的，因為只要穿在身上的，大陸海關都可能會網開一面不給打進口稅。我兩隻手也不會閒的，左右兩邊各提著三斤一個膠瓶的花生油，衣服口袋裡也放一兩枝拆去了包裝紙盒的驅風油。驅風油是帶給祖母的，媽叮囑，解放軍問我，我要說自己身體不好，出門要帶驅風油。我們一家七口，走到漆黑的街上找的士，飛馳往尖沙咀火車站（那時火車站仍在尖沙咀），幾百或幾千人已在排隊了，都在等著買天亮時第一班往羅湖的火車票。在的士上和在火車站外等售票的時間，已是我們的第二輪和第三輪睡眠。
每次登上火車之前都是一次賽跑，有幸找到位子的話，就可以坐著細心聆聽火車鐵輪和路軌美妙的敲擊節奏。可是，火車一到了羅湖，氣氛就會繃緊起來。媽總會再三提點，不要亂說話，要緊跟著她走。我們兄弟姊妹又多年紀又小，媽一邊叮囑一邊提著拉著行李一邊怕我們走失，又忙亂又緊張，把我們的情緒全都扯過去一起了。人很擠擁，我個子小，過羅湖橋時我往上看人頭之間狹小的天空，見到鐵橋兩邊高高低低不同的地方，都站了很多制服人，一邊是警察，一邊是解放軍，像麻鷹一樣盯著我們過橋。我留意到，一般來說，解放軍都比較年青，表情比較嚴肅，眼神也更厲害一些。媽媽用手把我的頭壓下來，叫我看路，別摔倒。於是，我又專注地提著笨重的六斤油，跌跌歪歪的走過有火車路軌縱橫著的木頭橋面。不可摔倒，麻鷹在上邊看著。
我常自豪，自己能提著六斤油走這麼遠的路，對於一個小學生，那是不容易的，我算是挺過一點艱苦了吧。我為了能給鄉下的叔叔和姑姐帶去一些什麼而有了一點自豪感。只是，海關員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我那時還沒有「公僕」的觀念，也不知道可以運用「為人民服務」這句話去想想，每當面對著解放軍嚴厲的眼神和海關員的呼喝叫罵，我只會像我爸爸媽媽一樣，低頭不語，默默承受。他們是官，我們是民，只求他快快讓我們通過。
我們在深圳海關內是要花上一個多兩個小時，排隊、等候檢查、檢查証件、填表、排隊、等候檢查、檢查行李。檢查行李是緊張氣氛之中最緊張的時刻，在一個長長的房間裡，有八張九張木製的辦公桌，每桌站了兩位海關員。每一個家庭的所有行李，真的是每一個過境的家庭的每一件行李，都會被從頂到底，貫貫徹徹地翻出來，詳細檢查過了，然後亂七八糟地堆堆塞塞回行李內。你是先被假定為帶了違禁的或是要打稅的東西，後來才被証明是沒有的，你就像一個犯人一樣站在他們的桌前，看他搜查證物，間中兇狠地問你兩句這些是什麼什麼。每人可以帶三斤油，我在走到桌子之前，媽媽把我左手上的三斤轉給了妹妹，她力氣不夠，到了要過海關時才把她的免稅配額交給她提著。而另一邊，我為自己衣袋裡的兩枝驅風油而慌張心跳起來。我謹記媽媽教導，我身體不好，要常擦藥油。
這都算是我返鄉記憶中，最清清楚楚的微痛了，也算是我的中國之痛吧。不過有一次，我真的是慌得哭了！有一次，就在那檢查行李的木桌前，海關員不知怎的，檢查行李時就開始罵我爸，我也不知他在罵什麼，反正很兇很吵耳，還要拉他走。媽媽就緊張求著，沒得理會，爸爸就在我們面前被可憐地帶走了，沒有半句解釋，我們一團小孩在旁，都十分驚慌，不知為何「警察」（其實是大陸海關員）要把爸爸帶走，他能回來嗎？我很害怕，急得哭了，我不要爸爸被帶走！媽知道我們害怕，就說爸「入黑房」了，要搜身。她收拾好亂在一桌和一地上的行李物品，拖拉著我們到長長房間外去，焦灼地等著。等了大概半個小時，爸終於帶著笑容出來了。他被海關沒收了兩卷未曾用過的菲林，本來是要回去跟親友拍照用的，沒有了就要去縣城買貴的。原來，菲林是危險的，我也不知爸爸有帶上了。那一哭，我印象深刻，到今天，那份驚慌仍會隱隱割心，是為一痛。
那邊也有我的小天地
80年代，中英談判、聯合聲明、起草基本法，在那些拉鋸的年月裡，我信奉了基督教，上了大學唸社會工作，滿腦子拯救人類的思想。雖然，中國是一個很就手的拯救對象，但是，由討論香港前途而引發的一種本土意識卻更強地支配著我：從香港的社會福利模式、社會政策、經濟政策、以致到政制；從青少年問題、次文化、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從一條屋邨、一個區、再到整個香港社會；對一個社工學生來說，這一切已是足夠多的了。中國啊中國，我忙著呢，我先搞定香港，就可以來看看妳的了。
儘管當時已有了「香港向中國示範民主政治」論、「民主回歸」論、「中國沒民主，香港民主也沒前途」論，這些「中國—香港」構連的理性邏輯建構，但我在情感上仍沒有「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一個外在的制約，是將來但是還未到來的制約，而生活日常，是香港。
或許，也不能說「中國」在我生活中「不在」，正如一開始說的，她名字叫「鄉下」。80年代初，我已是一個較獨立自主的青年了，而我也喜歡家鄉，於是每逢假期，不等我爸媽同行，我也會自己獨自回鄉下走走，住上一兩個星期。特別是後來，我在鄉下的家中，叔叔安排了一個只屬於我的房間，從此，回鄉是回家的感覺就更強烈了！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個廿歲左右在香港長大的屋邨青年而言，有自己的房間是有多麼大的一件事啊！而我在鄉下的祖母、叔叔和姑姐，也漸漸習慣我這個喜歡躲在一旁看書或發呆的青年偶爾回去，靜靜的住上四天五天，或十天八天，也不管要不要跟我客氣什麼了，我就更樂得自出自入，如家一樣。
近在身邊的中國改革開放
因著這種慣常的獨來獨往，我開始更細微地觀察我的鄉下，而這個時候，正是改革開放如日中天的日子，我目睹了鄉村急促的變化。鄉村景觀外貌的轉變就不用多說了，近在我鄉下屋子附近，我的一位長輩親戚就是第一批改革中先富起來的農民，他後來也不種地了，去開製衣廠；我另一個親戚是個買賣黑市鋼筋的「倒爺」；有一位住在香港的鄉親，他是專門接收在香港其他鄉親的港幣，讓鄉親們可以回去鄉下跟我一個親戚拿人民幣現金去蓋房子的，「地下外匯錢莊」就是了；我認識的一個青年，唸完高中在市級銀行做會計，沒多久當了副行長，過了一段豪華日子，然後就去坐牢了。不過，我最心痛的，是我的房間窗戶面向的橙園，竟變成了兩家台資鞋廠，沙土的公路變了水泥路，每天車來車往，唄、唄、唄的響個不停，我叔叔更把房子的一部份出租了給工廠做工人宿舍，他在房子後面路邊開了個小賣店，也讓人來店裡打撲克或打麻將。後來，我祖母也離世了，從此，我基本上沒有怎樣回去了。
胡耀邦死了
1987年讀完社工之後，在青年中心工作，另一邊仍參與了一個論政團體，緊貼著各種社會政策、政制、基本法的討論，滿腦子理想社會，生活充實感很強，覺得很多事情要做，這個社會很多問題，但很有希望。中國呢，除了那個正在日漸放下不理的「鄉下」，在香港的生活空間裡，「中國」是一個談判對象啊，我那管得她的國境內是什麼？她要走向那裡？！
雖然如此，我還是曾經感激她為我帶來了大量廉價的社科名著翻譯，剛好填補了台灣翻版書的減產。另外，算是從一個「外人」的角度，我也為她慢慢走上「現代化」而有點慶幸吧。就在這樣的心態中，我突然聽到了胡耀邦死訊！沒多久，學生們就到天安門去，揚起了一幅巨大的胡耀邦肖像。
我對胡耀邦沒什麼感覺的，但對於那些報導他曾經翻了很多文革冤案，幫助了很多文革受害者的新聞，與及學生的公開悼念行動，竟出奇地感動起來。後來，就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很多香港人的故事了，但裡面有一件事，是在六四屠城發生之前，把「當時的我」跟「那個曾在鄉下積累了一些中國情感的我」重新扣連起來的。
我鄉下的叔叔，是我一直都很敬重的人，因為他是一個任勞任怨，把家族裡三代人的大小事，有困難要解決他都會往自己的肩上摃的。他也很喜歡我，我回鄉下時，他都會從紡紗廠裡抽空來跟我聊天。有時，聊到沒話，我們就坐著看夕陽，而他偶爾會哼唱幾句紅線女的粵曲，又或是拿起口琴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跟他，有一種莫名的靠近。
那是八九年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從四月中投入在香港的支援民運，沒天沒夜的已搞了一個多月，心情和神經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突然收到六叔打長途電話來我的手提電話上，我聽到他的聲音，一時也呆了不知要說什麼。他很明顯也是有點緊張，勉強乾笑了兩聲，沉默了一會，終於想到說點什麼，就問我最近好嗎，我說還好，只是有點忙，他就說：「係啊 … 好忙呀 …（沉默）… 阿強，嗯，冇嘢呀，問候吓你啦，吓 …，嗯 …，你小心D啦！」我只是，唔、唔、唔的，一直應著，有一刻差點想哭出來呢，最後也說：「你也小心啊！拜拜！」
我突然之間才意識到，所有在震盪著我的心和身體的「香港-北京」，也在震盪著我的鄉下，那個我曾經喜歡又慢慢放下的鄉下。那個鄉下，就是我在緊張對奕，又在熱切聲援的中國。
叔叔的一個來電，把本來只屬於北京和香港的空間，本來是屬於回歸爭議之中，香港和中國民間改革力量扣連的空間，突然立體化了，變成了「鄉下-北京-中國-香港」的空間，而且突然構築了另一種「個人化」，帶著我從個人成長的中國歷史之中，做了一次超速時空穿梭。回歸的議題、民運的議題，突然有了一個個人的糾結歷史作為佈景。那一刻，民運非常貼身和貼心，貼近得令我震顫！這也是我很多年後，問自己「支運到底『支』什麼？」和「到底是不是『支』運？」的一個心理動源。
六四後，同志說：「我唔玩啦，你繼續努力啦！」
除了叔叔的那一通電話，我在六四前和後的經歷，應該跟大部分那一年投入的人差不了太多吧，有點差別可能是我比較早投入，在沙田區涉足比較深，而在六四後維持了近三年，算是較長的地區性支運吧。反而，又想另外再說點個人的痛心經歷。
六四後好長一段日子，我都在讀東歐經驗、波蘭團結工會歷史、哈維爾等等，一直在很多社工和論政團體中說要討論、要學習，甚至跟人爭吵，搞得很多人都怕我。記得有一天，是「匯點」向幾個團體提出一起組黨，其中有向我在參與的論政團體提出，希望我們成為新政黨的政策研究部。我當時是團體的副主席，開會時我提出要認真討論，因為這將會是很重要的一個策略決定，是一起組黨參政呢還是參考波蘭東歐經驗呢？而且有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團體一直是以「費邊社會主義」為重要參考的，而匯點等組織是自由主義者為主的。沒料到，在我期待著的嚴肅討論還未開始，另一位副主席卻羞羞怯怯的說：「不用討論吧，我參加論政團體，只想寫寫文章，沒想過要參政或要搞什麼的。」聽了他這句話，我眼睛瞪大的直看著他，弄得他也低下頭去。
如果我是今天聽到，我可能也不會有什麼強烈反應的，但是，在我當年六四後熱血上腦的日子聽到他這樣說，是多麼超級地失望啊！那些日夕與你一起說著要為更公平的社會而努力的伙伴，一下子就退下去了。
最後，我們的團體沒有加入新的政黨。而這事以後沒多久，我被一位元老級會員約吃飯，他直接提出說不能讓我在團體中再提出什麼民間社會運動的討論，並要求我退會。我既無奈又氣憤，就退了會。事實上，當年一起的戰友，基本上八九成都在之後幾年裡移民他方了。六四後，除了是運動的創傷，還有那些被朋友同志們掉下的孤寂。
跟不能移民的人待在一起
被當年同志撇下，我心中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破洞，為了壓抑，我發脾氣的往反方向走，放棄了去德國讀書，拒絕了會見我加拿大的親戚派來香港，要幫我搞移民把我帶走的律師，情緒上逐漸疏離社工圈子，…
在八九民運之中，有一個我自己很重視的發現，是各地出現的「工治聯」（全名是「工人自治運動聯合會」）。在民運中，大部分人在注意的，是北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而我因為一些在支運中新認識的朋友的影響，在留意著工人的參與。六四後，我有了一個強烈的求知渴望，就是認識「工人」。這一方面是因為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想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發覺我在論政團體那麼多年，原來我對「工人」、對「工人的訴求」竟然一無所知！
這個想法正好結合到我那發脾氣的方向，我對自己說，從此，我跟不能移民的人待在一起，我就不怕會再跌入那種孤寂中了。
1991年，在香港民間（和社區）支運慢慢走向低谷的時候，我為了更接近工人，把自己投入在勞工團體之中，因而在之後進一步認識了中國的工人NGO。往後，我眼中的中國，已不再是「一個」中國，它是階層之間的不同的中國，是工人和資本不同的中國，是城鄉不同的中國，是不同民間抗爭主體的很多的中國，也是需要敢於作出眾多未來想像的中國。而最重要的，我不曾忘記六四前那種鄉下的歷史生成經驗，它一再催逼著我、提醒著我，要我一直追蹤，那眾多的中國，跟我這個主要生活在香港的個人，可以如何發生千絲萬縷的，帶著個人情感和意義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