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下，我們有自由發言，就著不同的事情，社會上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
昨晚到了旺角現場，有的民主運動支持者依然靜坐地上；有的到處走動，紀錄和感受這場運動；有的站在路邊分析局勢，圍圈議論。
「其實有民主又如何，不斷用票去左右政策，拖慢了政策的推行，不是在拖慢香港經濟發展的步伐嗎？」有人問。
「當社會是以民主方式發展，人民用最直接的票去投選代表他們的議員，議員在立法會上就直接代表民眾發聲，向政府直接提出民眾的訴求；政府同樣由人民直接去票授權，在施政前必須以大多數民眾的聲音作首要考慮因素。當政府推行政策時，整個政策已經有足夠的討論和被理解，再到立法會討論時，只需把細節處理，就可以迅速施行。少了坊間和立法會上的激辯，政策的施行會更順暢。反之，政策本身制訂時不是以大多數民眾為依歸，只為權貴或個別團體服務，並將所謂「民意」草草整理就對外公佈「大部分」市民同意，完全蔑視實質民意。在立法會上，泛民議員定必爭論到底，各施奇招，務使政策合乎社會實際情況和以民意為依歸，就如高鐵事件；在社會上，團體以至人民必然訴諸行動，力使政府尊重「異見」，並把「異見」作為考量因素，以使政策不會傾斜權貴，例如東北事件。可見，缺乏民主的社會和民意的社會才是最終拖延政策施行，妨礙經濟前進的幕後黑手。」有人答；
「佔領行動多日已經直接影響經濟和民生，繼續下去，就算爭取到民主，代價也未免太大。」有人問。
「去指責這場民主運動時，應否先想因果？如果不是政府先扼殺近百萬的人民聲音，「人大」再對普選直接落閘，完全封殺普選討論空間，佔領運動不會開始；如果不是926警察以過分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928暴力驅散一群和平示威者，民主運動不會遍地開花；如果不是特首和政改三人組藏身電視背後，而是走向民眾，與民眾就普選商談，政經地段不會依然被佔領。所有斥責都歸咎於示威者，但甚少理解背後原因。再講，如果因為一場民主運動，香港零售酒店服務等行業受盡衝擊，我們是否也應反思這些產業的經濟定位尼？提出多年的多元經濟發展模式也是否借此契機重新思量一番？而民主方面，我們只看到民主運動阻礙人民上班上課，但忽視了一個專制、漠視民意和為權貴效忠的政府如何使貧富懸殊加劇，使年輕人上樓無期，使勞工工作大半輩子卻退休時毫無保障等等的實際民生問題，是否已經本末倒置。」有人答；
「香港的大學排名下滑，金融中心地位被新加坡和上海等地超趕，我們不是要傾力解決這些問題嗎，為什麼費時費力去求什麼民主普選這些烏托邦式思維的東西？」有人問。
「若談香港各大學的排名下滑，先要理解排名的計算方法，而主要考量點是大學內的研究，對比起外國一流大學院校，香港各大學的研究經費顯然不足，前港大校長徐立之也就相關議題說過政府對大學的資助減少，致大學研究經費不足，最終使大學排名下滑，這絕對不是單憑市民一己之力可以改變，反是政府擔當當任。至於上海新加坡超趕香港地位。首先上海的法律，公民意識等不及香港，讓外資選擇總部地點時卻步，Google棄內地不是正因為「軟件」問題嗎？至於新加坡，香港背靠龐大的人民幣，面向國際，在實力上可謂與新加坡旗鼓相當，但反觀新加坡民生遠比香港好。我們不斷去比較經濟成果時，往往忽視民生和社會穩定也是推動經濟前行的主動力，若然要香港經濟再上高峰，不是也先著手解決近年社會嚴重分裂和貧富懸殊等社會民生問題嗎？一個專制政府考量經濟時只是以權貴得失作為指標，無視人民，也致多年民生問題積累甚多，拖垮社會和經濟前進，這也是我們要民主社會的原因」有人答；
「學生就應該專心學習，之後貢獻社會，此刻浪費光陰投身民主運動，必然得不償失。」有人說。
「如何才叫貢獻社會？不斷為香港經濟貢獻生產力就叫貢獻，為社會發聲就叫浪費？一個社會之所以可以安居樂業，除了健康的經濟發展，不同範疇都會直接影響。如果人民之間對立分裂嚴重，可以如何團結去發展經濟，建立安穩的社會？如果政治和政策傾斜權貴，基層中產無法分得經濟成果，如何要人民戮力推動社會和經濟前進？如果人民連基本的發言權也在政權的陰霾下盡失，如何使得人民安心生活？一個民主社會就是可以將社會分裂的問題解決；可以把經濟成果透過政策分給各階層的人民；可以讓市民透過票源去發聲。我們學生也正從這些方面為社會出力，這些不也是貢獻嗎？再講，誰說學習一家要在家中在學校，街頭也可以是課室，人民的獨到見解是學習的東西，這都是老師家長不會教的。」有人答。
科大經濟學教授雷鼎鳴說佔中使人均損失五萬元，但反過來問，當經濟有成果時，我們又是否直接從中得益。當TVB賺錢時，基層員工被解僱；當政府高官薪水有雙位數增長時，底層員工只得微薄加幅……我們有直接分得經濟成果嗎？沒有。
與其去看一堆看不明，理解不了的數據和概念時，不如直接到街頭接觸民眾，直接聆聽所面對的苦況。
我在旺角街頭上了一堂民主課，課室是街頭，講師是基層市民，內容是生活的點滴和政治理想，學生是每一位願意虛心聆聽、接納和討論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