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天，相對幾十年的人生來說，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但由927開始的80天卻成了我人生中不能磨滅的記憶。
每次回想起927、928，記憶中的情景都像是慢鏡重播似的。不論是眼睛見到的，耳朵聽見的，嗅覺聞到的，都是逐格播放，每一格，都超現實卻清晰地有發生過。我仍然記得927坐在立法會迴旋處黑壓壓的人群，記得928在告士打道逐漸擴散的人潮，記得928那一枚在我頭頂飛過的催淚彈。由那天起，我就堅持每天都到佔領區報到，成了夏愨村的流動人口。沒能長期留守的我好想為佔領區做些什麼，試過一個人由中環走路到銅鑼灣再轉車到旺角只為拍下一夜的佔領實況，又試過一個人走遍區內各間五金店去盡買所有粗索帶，也試過一個人捧著一箱生果去給每個物資站打打氣。可是，一個人，每天在佔領區飄流著，卻總覺得不知從何入手，不知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在學聯吹水台碰上一眾佔領區內的學聯義工。
我們當中，大部分都不是學生，甚至每個人的年齡、背景和身份都不一樣，但卻不約而同在學聯吹水台相遇、幫忙。坦白說，我在吹水台出沒的日子，真正能幫得上的忙實在不多，更多的時候都是看著參與學聯工作的學生們在忙碌，然後在他們忙不過來的時候執頭執尾。
其實常在吹水台出入的學生，都不是鎂光燈下的焦點，但卻是一直默默在金鐘佔領區工作的一份子。他們有學聯常委，有秘書處的，有罷課委員會的，也有其他院校學生的學聯義工。在認識他們之前，我對學聯的印象只有那些有上過台發過言的五六個學生，連總共有幾位常委，幾位秘書處人員，和他們的名字都沒弄清，更沒能想像原來在這場運動背後有這麼多組織、協調和後勤的工作在進行著。
一百個人可以有一百個想法。在金鐘佔領區內，何止一兩個民間團體，一百個村民，一千個市民？學聯吹水台本來就是讓大家溝通交流的地方，而曾在佔領區留守的人都知道，每天的晚上，往往才是一天真正的開始。一邊某位常委剛掉下背包，就趕往跟場內的民間團體開協調會議，另一邊某位秘書處人員跟傾偈隊在集合出發去收集村民的意見，再另一邊在吹水台前義工們又在準備一會兒開吹水會討論不同的議題，還有一些主動走到吹水台想表達文字或口頭意見的市民。
雨傘運動，一方面每個人都是自發參與，自主行動，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認，當時學聯和學民思潮都被視為是這場運動的領頭人，尤其是常在鏡頭前發言的幾位。我每天在吹水台都數不清來找學聯表達意見的人，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留守的村民，有的是佔領區外的市民，而他們走到吹水台劈頭第一句往往是：「是學聯吹水台嗎？我想找周永康。」「梁麗幗在不在？」「黃之鋒在哪裡？」（對，不是每個人都分得清學聯和學民的。）
可能有人會問，其實其他學聯成員會不會介意幾位鏡頭前的學生被視為學生領袖，但他們做幕後工作的卻不被人看得見？我看見的，卻是他們壓根兒沒想過這個介意與否的問題。他們深知事情本來就有不同的崗位，有人要去面對傳媒，有人要去跟不同的民間團體協調，有人要去組織傾偈隊收集村民意見，有人要製作網上發佈的聲明和圖片，有人要做後勤支援的工作，有人還要統籌我們這些義工。而他們的分工，有時是因應他們的技能、性格和意願而選擇，有時只是事情有需要或應該要做，但無人去做，就硬著頭皮都盡力而為。
明明他們每個來自的院校、科目和年級都不一樣，但卻難得的步伐一致，合作無間，這大概是來自他們對每個學聯成員一直以來的信任和默契吧。一場這麼龐大的運動，根本不是任何一個組織能獨力支撐得住，他們也早就燃燒著透支著自己去硬撐到底。如果他們沒有早已建立的了解和支持互相扶持著，我懷疑他們未到一個月根本就已經崩潰了。
所謂的學生領袖，其實都是凡人，他們只不過不知怎地就被時勢推上台，背負著不單止院校學生的期望，還有村民的期望，甚至是香港市民的期望。而這些期望和身份，卻不是他們當初有想像過的。在忙到喘不過氣的空檔，有時他們都會戲言：「喂，我們明明係搞罷課架喳嘛，點解會搞到咁大架？」然後，有人就會答：「講呢d，做啦！」
是的，明明在雨傘運動前，我們連周永康和岑敖暉都分不清，他們一直在打拼、聲援的什麼高教學額校政土地同志議題，我們更加聞所未聞。
然後，為著大家的期望，他們毅然去承擔起一些本來不應由他們承擔的責任，而其實他們最多能做的，就是儘量去平衡各方面的意見，去作出一個儘量能夠滿足最多人的行動，然後花光精力和腦力儘量去操作到最好。而他們卻沒有質疑為什麼是由他們做，而是抱著「做啦！」、「頂硬上啦！」的精神，就一直堅持到尾，搏鬥到最後一刻。
今天，清場過後還沒有三個月，面對著最無力最氣餒的香港前景，我只希望每位香港人都能繼續保持對大家的相信和希望，就算是有各自不同的路線和崗位，都能目標一致地一起合作，一起抗爭下去。畢竟，集合更多的人，才能併發更大的力量，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