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記者，在抗爭的過程中發生了，無論是警察還是示威人士動手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被問到這個問題，怎會說這只是抗爭過程中的「沙石」？若是梁振英或盧偉聰這樣答：「在恢復秩序過程中，出現打記者現象只是沙石。」抗爭人士必定認為非常離譜。
超越抗爭義理又如何？
抗爭者在面對無辜者受害、新聞自由受侵犯不是理應比任何人更加敏感的嗎？！我們最起碼是不是應該呼籲示威者克制？！
抗爭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控制不到的狀況，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出現了違反抗爭義理的行為，不能也不應採取含混的態度。即使你支持「以武制暴」，你也不會是贊成無限制的暴力吧！當出現了超出本身的抗爭義理的抗爭行為，抗爭團體出來說明自己的界限是應有之義。
打記者，無論如何，都是錯的！任何抗爭者都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行為！因此必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TVB記者「抵打」？
有種說法，TVB記者「抵打」，因為TVB新聞已經淪為政府的喉舌、幫兇。
按這個說法，只要被「勇武派」定為惡勢力份子，「勇武派」就有權用暴力對待？！「勇武派」就是判官？可定斷是非、好壞、正邪，並據此施以暴力對待？若然如此，這種「地下判官」的意識可推演到什麼境地？！若有另外一夥人判定「勇武派」才是邪惡勢力，他們是否又有同等的權利向「勇武派」施襲？當每一個人也認為自己有「罪與罰」的主權，我們的社會豈非要退回到不文明的野蠻社會狀態？
更何況，被打的TVB記者的個人政治立場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確定他是你們視為「抵打」的政府幫兇，就是因為他是TVB新聞部的員工這個「成份」？我們又是否真的要把香港拉回去中共倡議的「黑五類」成份論？！
「判官意識」與「自義」
當然，我不相信所有支持「以武制暴」的抗爭者都贊成打TVB記者，甚至我相信贊成者只佔少數。我仍然花時間寫這一篇文章，是因為那種「判官意識」確實是普遍存在著很多人尤其是自命為公義打拚的抗爭者的心中。
我們所做的既然是為了「公義」，反對我的人自然是站在「不義」的那邊，這樣的意識很容易令我們產生「自義」，並因而滿眼都是「不義之徒」，我們可以對他們（警察、官員、TVB記者、大陸遊客⋯⋯）不分個體地加以謾駡甚至人身侵犯。
正正是因為「抗爭者」的意識中容易產生「自義」，所以每一名抗爭者更需要有品性上的操練、修養，我們更需要謙卑，經常提醒自己只是一個有限制並經常會犯錯的人，以免這種「判官意識」反而令自己成了傷人誤己的「惡匪」！
做大事不計小惡？
又有種說法，做大事不計小惡。當你在人生的過程慢慢地習慣了小惡，累積下來，你就會成為一個不擇手段的大惡者，而你起初立志要行的公義之路最後只會離開你愈來愈遠。
做一名爭取公義的抗爭者，不但不會為所謂的「大事」而容許／忍自己行小惡，反而是會律己甚嚴，盡一切能力走在正道之上，因為抗爭是一條長期持續的歷程，在這個過程，會遇到很多挫折、誘惑、迷惘，政權會用盡方法去攻擊、抹黑、滲透、拉攏、離間⋯⋯。
一名抗爭者就如一名修道者，必須執著為善，對價值、信念、個人的行為有一種不懈的堅持。當然，人之為人，總是有失步的時候，我們應承認失誤，並努力地在每一次做得更好，但我們不會以「做大事不計小惡」為自己為其他抗爭者開脫。
抗爭者的智、仁、勇
說「做大事不計小惡」只是「野心家」的「語言偽術」，為的是要讓跟從者替他去作惡。只有用公義言詞的包裝去滿足私慾的「偽抗爭者」才會說出「做大事不計小惡」這種話來！
這不是一篇探討和平與暴力抗爭手段的文章，我要說的是，抗爭就如跟政權打一場仗，智、仁、勇必須兼顧和兼備，才有機會取勝，「勇者」雖然無懼，欠缺了前兩者，就很容易因孤注一擲而全盤皆落索，也因仇恨之心過盛而不能聚合力量，仇恨的情緖只會蓋過了理性，令我們淪為我們自己起初所反對的制度、意識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