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治哲學是一科很悶的學科，尤其是對我這種對道德真理狂熱的人，當代政治哲學發展到羅爾斯之後，儘管似乎一切都蓋棺定論，但又好像未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答案。我曾經信奉羅爾斯對正義的看法，認為人權之所以值得追求，皆因這是應然，這是「政治的道德」。但在不同的討論和辯論之後，才發現，沒錯，我由衷地贊同這個理念，但回歸基本哲學論證，整個論證卻乏善可陳。這篇文章，大致上分兩個部分：一、談政治哲學如何鬱悶；二、為甚麼我認為功利主義比較可取。
一、政治哲學的鬱悶
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提及，在啟蒙運動至今，政治與道德哲學大體上分為兩派。一派為先驗體制主義，以社會契約為論述前提，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而另一派則比較不同社會的道德狀況，如斯密（Adam Smith）、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邊沁（Jeremy Bentham）、穆爾（John Stuart Mill）等，這一派在政治哲學上的影響力不及前者大，而邊沁和穆爾更因提出功利主義，被視之惡貫滿盈，而多年來一直受到義務論者狙擊（兼及那煩人的電車難題）。【註一】
我想，政治或道德哲學家存在的意義，在於思考一種普世皆應服從的價值觀（所謂建構「應然性」），而以上兩派的哲學家研究之時，總會從人類行為出發，也關心人類社會的原初狀態，但有趣的事發生在先驗體制主義的哲學家身上。
以霍布斯為例，他認為人在「自然狀態」（即在未有政府以及法律界定權限之時）之下，個人生活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和短暫的」，因為大家都好勇鬥狠，自私自利。當大家發現長此下去不是辦法，便籌建政府，劃定權限，以圖穩定社會。但之後，洛克提出的「自然狀態」卻與霍布斯的看法很不同，他認為人類時善時惡，一般情況之下，不會無故傷害別人或偷取他人財產，但為了作風險管理，則要弄個政府出來，保障國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私有財產權。而在以上兩個例子當中，政府與公民的關係，仿如雙方簽訂一張契約，公民願意放棄一些自由，換來某些權利的保障，此謂「社會契約」的觀念。
後來，羅爾斯「又」繼先驗體制傳統，在社會契約之上，提出了「原初位置、無知之冪」等思想實驗，認為人類在原初位置之時，無知之冪眾人不知其利益所在，是故理性之人，便思考自己踏入社會後最差的情況將會如何，藉此奠定支持正義的基礎。即使與他打對台的自由至上主義者諾齊克，其理論都是建基於「社會契約」。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真的有張契約嗎？不是，這只是一個學說的前提，亦是主流政治哲學的支柱。羅爾斯在《正義論》都很坦白，承認「原初位置」的構想，並非來自經驗事實，而是一種假說。有趣的是，這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哲學家各自解釋人性，從而建構一個理想的制度，卻沒有考證人性的真面目，反之作個種種假設，是否要大家僅僅接受假設便了事？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不禁再問的是：為何我們必須相信羅爾斯的前提，以及對正義的看法？
如果羅爾斯對正義觀只是坊間其中一種看法，並非普世的道德律令，那麼全球人類，仍無普遍「應當」接受的道德義務，繼續紛爭下去。相反，如果羅爾斯的看法是大家非接受不可的，他就有責任論證整個正義論述的應然，包括其前提。
然而，還是那個問題：為甚麼我們要接受這個假設？以上的思想實驗要求人們接受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但又沒有充份事實論證人類的原初狀態的確如此。結果是，有其他信念者可以同樣以這種循環論證的方式，建構另一種道德觀、另一種前提，且沒有誰比誰高尚(正當)。訴諸套套邏輯且欠缺實證的政治哲學，最終只是坊間其中一種道德觀，不能達致其道德上的應然，性質類近於宗教信仰，全因我們相信其為真，若以《人類大歷史》作者哈瑞（Yuval Noah Harari）的說法就是，這種論述只是一種人類主觀約定「想像的秩序」（imagined order）。
一子錯 滿盤皆落索？
其實會不會是我們以往看待政治哲學的方法和方向，本身出了問題了？
當然，在方法上我們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正如有人說，哲學家須富有想像力，方可發掘更多可能性。我絕對同意這點，哲學家的胸襟與視野不應該只集中於當下，但當談及政治哲學，要求人類接受自己所提倡的價值觀具凌駕性，在運用想像力的同時，更須確切論證當中的假設。可是究竟「人性」是怎樣？以前我們局限以人類學作質性研究，又或者其他學科的量化研究，嘗試窺探人性。現在我們兼以腦神經科學及道德心理學等科學，進一步了解人性。當我明白事實勝於雄辯的時候，何以我們今天仍劃地自限，繼續純粹以空想而不考慮實證？所謂實證的意思，不是哲學上那種自然主義，更不是鼓吹人性的所有特質不論好壞，均應被接受為道德觀。而是回歸事實作為論理的基礎，至少不是以一個沒有實證基礎的前提，要求別人接受哲學家的空想，互相對立而觸發無盡爭論。
我明白一直以來政治哲學家的苦心，希望找一套普世通行且凌駕一切價值的準則，這沒問題；但是分析方向上，我們是不是太過自負，視之理所當然？我們往往只是將自視理所當然的道德「常識」套在他人身上，可是這個世界，人們同樣深信自己的道德觀念理所當然。就像美國神經科學家約書亞．格林在《道德部落》提及的新牧場「常識型道德悲劇」(公地悲劇)為例，他指出在個例子當中牧場上有東、南、西、北四個族群【註二】：
地羊議會群內爭議
東 共用公地 每家數量一樣 各家族代表組成 曾有大羊佔較大幅地而惹起爭議，故議會嚴止繼續牧該大羊。
西 共用公地 按家庭人口分配 老人組成 有些家族的人口多，獲分的羊多，故佔地多；但人死則收地
南 共用公地 共用，由議會管理 老人組成，指派並監督工作 有懶人，但大多數皆有社群眾精神
北 只有私地
容許買賣 沒正面提及 老人組成，只管承諾和私產 貧富皆有幸運因素，富者阡陌，貧者三餐不繼。
一直以來，各個部落以自己的道德觀解決內部問題，大致相安無事。但有一天，一場大火燒毀中間大部分的樹林，使之隨後變成一幅平原。南方部落認為土地是大家的，並倡議各族組成議會，共商用地之道。北方嗤之以鼻，且讓其人民於當地開始建屋和放牧。東、西方有些家族仿效北方人，有些則遣使赴會。族群因使用公地的原則各異，而引起連番衝突，甚至族群廝殺。隨著各族群的道德差異，例如有女人露出耳垂，這在某些族群眼中是不道德的。又有人否定神的存在，觸動了另一些人的神經；結果各族群深信自己的道德觀絕對正義，甚至訴諸血腥暴力，無日無之。
以上借「公地悲劇」作為思想實驗，簡要地描述了，各個族群以自己道德常識為終極判準，似乎只會帶來整體的悲劇。正如先前所述，「大膽假設」本質上沒有問題，然而我們或要回歸現實加以求證，因為現實世界的確存在不同的道德部落，格林在書中以民主黨、共和黨在美國全民醫療保險的爭議，以及應否救助金融機構問題等分歧為例，說明即使在美國，仍存在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信念，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向。事實上，世界各地由於其習俗、傳統、宗教等信念，致使在不同社會中的人們均有其道德常識，視之理所當然；甚至有政治學者認為，後冷戰時期將會不同文明之的衝突。由於人類天性極易區分「我群」與「他群」，各「群」的內部合作方式和樹立道德權威的方法均有不同，是故大家抱持自己的道德常識，像信仰絕對真理之時，會與其他族群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人命傷亡，這就是「常識型道德悲劇」無奈而可怕之處。
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中，提及「三個小孩與一枝長笛」的困境，三位小孩同時聲稱自己應獲長笛，且請了不同的辯護人，來捍衛「正義」：
小孩 理由 辯護人
如花 只有我懂得演奏長笛 功利享樂主義者
如仙 我最窮且欠玩具 經濟平均主義者
如夢 此笛由我製作，故理應屬我 自由至上主義者
上述理由中的事實皆為三人所承認，但大家對於分配「正義」的看法頗為不同。功利主義者可能會有點猶豫，因為功利原則之下，將長笛給如仙，可使其快樂值提升，而將之判給如夢的好處，在於確立私有產權，可以增加勞動誘因，對總體經濟有利。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個世界存在「正義」或者「道德」的多元解釋。如果我們堅持要從先驗體制出發，先空想一張社會契約，再假設人類的原初狀態有幅無知之冪，人們「理應」設身處地顧及弱勢，又或者其他人，同樣訴諸各種「不證自明」的信念前提，卻又解釋不了為何這個說法大家非接受不可，此論皆可休矣。
二、為何「功利」較可取？
在正式解釋為何功利主義較為可取之前，有一點我必須要講清楚，承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道德觀，並不代表我是一個只懂和稀泥看問題的「道德相對主義」者，這種說法以價值多元為由，認為不應尋找大家均應服從的共同道德。我的立場卻是，道德觀即使可有很多種，不過長遠而言，我們仍應該追尋一個比較正當的道德觀，只是，在未有充分論據支持道德觀之前，誤以為所相信的觀念經已無須懷疑，執迷於某些似是而非的「道德真理」，只會徒添人類衝突。
言歸正傳，說現在回看功利主義，它頗為可取，看來相當反高潮。可能因為那個義務論者永遠都不會厭煩的「電車難題」，而在難題中第一重設問（撞一人還是五人之間的抉擇）的不同觀點，于非已撰寫過兩篇文章加以討論，此處不贅。而以功利主義抉擇「被認為」最可恥之處，是第二重設問，因為在功利原則之下，為了救五個即將被車撞的人，不惜將一個無辜者推下去，以軀擋車(或觸碰停車機關)，拯救多數。功利主義者的道德觀，如此無知、涼薄、刻毒，又有何可取之處？
功利主義者的願景
我們不妨首先回顧一下最為人熟悉的功利主義者，非邊沁與穆爾莫屬了。前者提出以量化的幸福計算為基礎，後者則認為要兼顧質和量。過往功利主義之所以惡名昭彰，在其主張最大化、最多人的快樂（the greatest happiness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原則不無關係，讓功利主義與多數人的暴政、民粹主義掛勾，從此聲名狼藉。
實際上，功利主義者確切的主張是希望全球人有更好的生活，以他們總體福祉作為重要考慮。若我們審視整個功利主義發展的歷程，即使不同功利主義者有同樣願景，判斷福祉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當代功利主義主要有兩大派：一為行為功利主義，一為規則功利主義。前者認為若此刻行為能提升最大福祉，則應為之；後者則認為若大家遵守某規則能提升最大福祉，則應為之。
如在「應否殺人」這個問題上，行為功利主義者以此刻殺此人行為能否提升整體福祉為判斷準則，而規則功利主義則以人人遵守「不可殺人」這個規則能否提升整體福祉為考慮依歸。換個說法，當人人肆意殺人之時，這個社會是否更加美好？
然而，過往功利主義的「解說方式」太過「離地」。一方面邊沁提出「最大化最多人的快樂」的計算方法是「總快樂－總痛苦」。問題是快樂這回事，可以牽涉每個人或者道德部落的信念，若功利主義者缺乏掌握不同人實際的生活經驗，那如何能以這種計算方法處理？另一方面，行為功利主義難以逐個行為得知何謂「最大化最多人的快樂」，試問如何實踐，如何論證？試問一個人如何在電光火石之間，計算出殺死出面那個人，對於整個社會的總體福祉有所提升？反而，在公共層面上，當一個人因為某種想法，就認為可以隨便將人殺害，整個社會又變成怎樣呢？欲使全球人類過更好的生活，這類公共層面要思考的問題，大量人要遵守一定規則共同生活時，便須妥善處理。這裡規則功利主義便有極可取之處，在於其以總體人類福祉作為優先考慮。
人類天性「小圈子」？
究竟人類的道德習性的狀況是怎樣？格林的研究發現，人類有道德部落主義傾向。我們的道德直覺有一方面是演化而成，另一方面是人們長期累積的經驗所得。最終，道德直覺在減少「我群」內部衝突行之有效，促進群內合作，有利生存，皆因人們大概約定一致的道德共識。但當走出我群，要許許多多「他群」在新牧場協商，單純以各自相信的內部共識、道德直覺，據此判辨總體是非對錯，輕則爭論不休，重則流血衝突。所以我們要善用我們的道德理性，以整體福祉為前提，嘗試暫且撇開不同道德部落的常識，不論其是否絕對正當，而是從新的分析方向，姑且找出一個大家接受的道德共識，避免常識型道德悲劇。
是故，格林在這種功利主義的願景之上，名之為深度實用主義（Deep Pragmatism）。其務實之處在於，在道德部落沒有一致道德共識的情況底下，當爭議牽涉到整體福祉時，暫時不論固有的意識形態，共同以總體生活福祉為圭臬，理順部落之間不必要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千萬種道德價值之上，提出訴諸實證的道德共識，藉科學研究認識人類的生活實況，尋找提升人類總體福祉之道，而非將自己的道德常識當作絕對真理，動輒引發衝突。
道德乎？深度實用主義者對墮胎的看法
書中以墮胎為例，說明人類如何帶著自己的道德常識，走到公共政策層面議論問題。有人說，墮胎是謀殺，道德上應支持胎兒有「生存權」。同樣地，又有人說，女性在墮胎上有「選擇權」。兩者立場雖異，但有共通點在於：大家認為自己有＿＿權，而深信權利不可剝奪。至於他們如何證立自己的確「有」這種權利？暫時未看到其確切依據，實驗心理學家稱之「認知上的頑固」，大概是一些異見觸動了那原始且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覺，而那些所謂理據，大都出於情感直覺，表面的理性可謂是熱情的僕人。面對同一個墮胎問題，深度實用主義者要問的是：容許墮胎與不容許墮胎，社會會帶來甚麼的總體後果？若不容許墮胎，欲墮胎者有三個可能的選擇：（一）改變性行為（如：減少甚至避免性交、戴避孕套加吃避孕藥加計算經期等）；（二）國內非法墮胎或到國外墮胎；（三）生育，被迫艱苦養育或予人收養，或造成許多單親和孤兒問題。這些選項又會帶來怎樣的效果？當然，以上只是推測，新道德哲學的方向就是進行實證研究，以整體福祉為前提，決定應否容許墮胎。墮胎如是，其他牽涉道德部落之間的爭議如是。訴諸各自深信的＿＿權，只會維持人們原有的道德情緒，而歷史告訴我們這樣處理爭議，只會帶來災難。
結語
猶記得，我大學某歷史系教授道：看歷史總要帶點「溫情與敬意」。昔日哲學家依靠分析信念、建構信念，以印證道德價值的正當性，確實無可厚非。皆因數百年前，科學發展遠不能與今天相提並論，遑論建立要求訴諸經驗且通過科學實證的「深度實用主義」。 幸好，近代科學出現再加上二百多年的實踐經驗，不斷去蕪存菁。時至今日，科學日趨可靠，不同的實證研究，對人性的了解、經驗的了解，均可讓我們重新審視往日各種道德哲學主張。
深度實用主義在不同主張之間，以總體的福祉為前提，尋求折衷之道。更重要的是，通過針對各個道德部落的實證研究，包括人類學、統計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等，為哲學撥開迷霧。經驗實證並非意圖取替所有理論，而是希望讓我們分辨出，哪些理論在今天相對能夠暫紛爭，實際上提升社會福祉。
後記
筆者赴德交流之時，選修一科名為「平等」的政治哲學課，每堂課我們都就問題進行辯論，有次當大家爭論不休之時，有位來自智利的同學提出：我們之所以追求平等，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嗎？在總結檢討環節，有同學問：平等本身是目標還是手段？我當時帶出的問題是：如果追求平等卻帶來災難，平等還值得我們追求嗎？最後，謹引用羅爾斯在後期的著作《萬民法》的一段作結：
公共理性的內涵是由不同而非單一政治構想而成，存在不同類型的自由主義及相關觀點。是故，各種合理的政治構想具體說明不同形式的公共理性。但公平式的正義只有一種，不論其蘊含甚麼價值。【註三】
哲學在於論辯，論辯基於事實。
參考資料：
【註一】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2009）, Massachusett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註二】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臺北市，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7月2日初版。
【註三】Rawls, John,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199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