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克明
（原文載於城大月報二零一五年四月號）
中共發動殖民戰爭，香港瀕臨滅族。倘若港人戰敗，勢必失去生計、職業、自由、以至身份與尊嚴。當殖民獨裁統治成為事實，香港人就有革命的權利。面對滅族危機，香港人須磨礪心志，枕戈待旦，中共外強中乾，港人要見機行事，革命脫共自立，莫再幻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亟需香港融資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無法承受在港開槍鎮壓的經濟崩潰。故此港人革命，無須軍火，只需掙脫「和理非」心障，癱瘓社會運作，以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為要脅，誓不退讓，便可見勝利曙光。香港現既處於戰爭狀態，失陷阿修羅道，當以正義之師，討伐無義之輩。孔子謂君子有智仁勇三達德，見義勇為，以武抗暴，既秉承儒門之教，也符合西洋正義戰爭倫理（Just War Theory）。
（一）中共發起殖民侵略 香港赤化頻臨滅族
中共殖民魔爪南下，香港各個階層皆受侵略，無一倖免。基層將有新移民搶奪綜援、公屋和福利，排擠香港貧民。中層以輸入人才、提高大陸研究生學額、專業資格互認等措施，掠奪香港中產飯碗。據《明報》報導，港共政權正初擬一份「人才清單」，計劃輸入包括律師、會計、教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此舉無異方便大陸人侵吞本地中產的職位，滲透各大專業公會。大陸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勢將拉低平均工資，影響港人晉升機會。反抗中共殖民，已不僅為追求民主等抽象價值，而是捍衛港人真切的族群利益，重奪香港經濟資源的自主權。
至於香港的富豪階層，雖暫時擁有政治特權，以壟斷經營和剝削港人的方式，謀取暴利。然而，正如練乙錚去年撰文所指，當紅色資本家「成為本地政經板塊的主體」時，勢必支配特區的行政系統，取代香港資本家的地位。也許李嘉誠正是看透此點，一早已將資本撤離香港。
中共正以全方位的殖民侵略，企圖同化香港，瓦解港人身份。中共掌控單程證審批權，每年大肆輸入約五萬名新移民，實行人口換血，變相進行種族清洗。這與中共為同化西藏，輸入大量移民以清洗當地人口的殖民政策，同出一轍。程翔更指中共曾佔用單程證家庭團聚的名額，每年派遣數以萬計的中共黨員來「充實香港」。
在2013年以前，中港兩地公民尚可被區分，新移民仍受條例所限，居港七年方可領取福利。這一歸化入籍的過程（Naturalisation Process），亦是世界各地移民政策的通行慣例。根據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當中提及此為「公民與非公民間所作的區別」，並不屬種族歧視。然而，民主黨蔡耀昌於2013年協助新移民上訴，致令終審法院裁定綜援居港七年期限違憲。其後21名泛民議員發表立場書，認為香港的綜援福利屬基本人權，應涵蓋新移民。港大教授周永新指出，該項判決可應用至公屋、醫療、教育、生果金等公共福利，無異同化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移民的身份權利。此等泛民借平等之名，滅中港差異，模糊兩地公民界限，不論有心或無意，已助長了中共同化香港的殖民侵略。
種種跡象，皆說明中共正以各樣殖民手段，赤化香港的人口結構、地理語言及政經文化。中共透過小圈子選舉，扶植港共傀儡政權。梁振英倡議大陸人免簽證入境新界東北，旨在摧毀香港邊境屏障，消除中港地理界限。中共毒啞傳媒，打壓本土影視行業，削弱香港文化軟實力；又以普教中、殘體字、大陸譯名等，將中共自身的文化和語言，強加於香港身上。港共政權更用各種天價基建大白象，掏空香港儲備，利用公帑向中資工程公司輸送利益。路透社早前便以《香港經濟被大陸殖民》為題，講述中資機構如何入侵香港各行各業。
如此下去，中共的殖民戰爭，終將摧毀香港的獨特之處，使其淪為普通大陸直轄市。大量新移民溝淡人口，「香港人」亦不復存在。港人滅族之言，絕非危言聳聽。
民主黨涂謹申早前指「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認同會被滅族」，實為抱著鴕鳥心態埋首沙堆。泛民便如柏拉圖筆下的洞穴囚犯般，只願留戀牆上民主回歸的虛幻光影，卻不肯直視中共殖民香港的殘酷現實。儒家所說的「誠意正心」，哈維爾說要「活在真實中」，都是要人誠實面對自己的意念和處境。泛民連衝擊共產黨的升旗禮也不敢，過去二十多年卻不斷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便是虛妄，便是自欺欺人。香港人若想拯救自己免被滅族，先要拒作謊言的俘虜，認清中共殖民香港的真面目。
羅永生指出，港共政權繼承了英殖時期的權力機制，是以「殖民霸權依然盤踞」於1997年後的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的論述，顯示中共以天朝帝國自居，視港人為藩屬草民，意圖強行同化香港。這種同化殖民地，視之為宗主國內地之一部份的思維，可算是殖民主義中的內地延長主義（Colonial Assimilation）。當然，香港暫時仍奉行一國兩制，因此中共殖民香港，亦可歸類為內部殖民主義的變種 （Internal Colonialism）。
（二）港人有權自決前途 反殖抗暴革命當立
香港為行使其被剝奪的自決權，免受中共殖民統治與剝削，從而採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手段，是見諸聯合國決議的固有權利。聯合國早在1960年，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宣布「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換言之，1997年前的香港人，一直有聯合國賦予的權利，自決前途。然而香港主權之移交，《基本法》的起草，與及一國兩制等安排，全部無經香港民意授權，亦從未得到港人公投確認。這明顯違反上述聯合國宣言，剝奪了港人應有的自決權。
九七之後，香港只是換了宗主國，被二次殖民，名為特區，實為殖民地。聯合國言明「一切方式和現象的殖民主義」為一種罪行。面對「鎮壓其求自由之殖民國家」，被殖民者擁有「以其可用的一切必要手段」，「進行鬥爭的固有權利」，當中包括「武裝鬥爭」（聯合國 2621 及 3103 號決議）。
因此，反抗中共殖民剝削，重奪自決權，是香港革命的第一個道德理據。
有人大概會指，香港自決可能分裂中國，誠如《聯合國五十週年紀念宣言》指出，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鼓勵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行動。然而該宣言的前提，卻是要該國「遵照人民權利平等和自決原則」，並且有「代表領土上毫無區別的全體人民的政府」，而中共顯然不符合這個條件。況且牛津學者Neil MacFarlane 指出，聯合國憲章是寫「各會員國」不得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是以領土完整原則，乃用作規範各國之間的行為，而非禁止人民提出自決的藉口。香港既曾經是殖民地，「在非殖民化進程中，除自決原則外沒有其他選擇」（聯合國59／134號決議）。換言之，在香港人行使其自決權前，任何移交香港主權的安排，都違反了聯合國決議。
亦有人可能會說，香港現在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區」，不是殖民地。為辯論起見，姑且暫時假設這個說法成立。然而香港於九七前，屬於「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whose peoples have not yet attained a full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聯合國多項決議言明，如聯合國59／134 號決議，有關非自治領土前途的任何談判，「必須有該領土人民積極參與。」中英談判期間，中共拒絕港方代表參與，已是違反了聯合國決議。即使有人認為香港現時不是殖民地，但僅僅基於香港曾經是「非自治領土」這個事實，根據聯合國決議，港人已有「不可剝奪的自決權」。
撇開反殖自決觀點，只論港共政權獨裁的本質，也足以構成港人革命的理據。英國哲學家洛克認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為了維護人民與生俱來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倘若政府侵犯民眾的天賦權利，無法保障人民安全，人民便有權反抗暴政。去年中共通過八．三一決定，全面封殺普選，剝奪《基本法》應許港人的政治自由。及至九月，市民留守政總爭取民主，多番高舉雙手以示無意襲警，然而警方卻對準和平集會的市民，發射87枚催淚彈。期間警方多次違反《警察通例》，亂棍毆打市民頭顱，致令多人頭破骨裂，血流滿面。更有警察暴力攻擊醫護人員，嚴重違反人道原則，又阻礙記者採訪，甚至粗暴濫捕記者，打壓新聞自由。
港共政權的種種暴行，俱已侵犯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與自由，自曝其獨裁專制的本性。《美國獨立宣言》指出，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亦指，若人權不受保障，人民是迫不得已「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革命傳統，非西洋獨有。《尚書．湯誓》也記載，夏桀無道，臣民詛咒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意思是：「你這個毒辣的太陽何時滅亡？我與你同歸於盡！」《周易》上亦說，商湯和周武王用革命推翻暴政，乃「順乎天而應乎人。」
港共政權暴虐不仁，殘民以逞，推翻此等暴政，於西洋哲學乃天賦人權，於華夏傳統是順天應人，這是香港革命的第二個道德理據。
（三）港扼中共金融春袋 脅逼政權無須軍火
何謂革命？革命一詞本來是天文學術語，指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行。據鄂蘭（Hannah Arendt）考證，於17世紀時，革命首次被賦予政治含義，有著「繞回預先規定的秩序」的意思，便如星球遵從循環往返的軌道。中共的八．三一違反《基本法》的決定，是偏離了港人預想落實民主治港的軌道。
鄂蘭說：「革命一詞的原意是復辟」，意謂回到原本美好的狀態。因此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復辟了君權過去的公義和光榮」，且通過《權利法案》，回歸自1215年《大憲章》確立的自由傳統。牛津學者Leslie Mitchell 說，英國人切實渴望的，是復辟古老的自由，而不是創造簇新的權利。由是觀之，學聯指「真普選只是體現《基本法》」，又說「真誠尊重一國兩制」，其實是復辟《基本法》中應許的自由，回到原本趙紫陽承諾「民主治港」的美好狀態。溫和派雖言必「雨傘運動」，但其訴求卻巧合地暗符革命古義。
今日「革命」一般指民眾透過體制外的行動，促成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已失去復辟的原意。即使如此，雨傘革命追求民主制度，倘若成功，便將取代自港英殖民開始的威權政制，為香港開埠170餘年以來從未有過之變局。當中的過程，民眾用和平抑或暴力的手段，都不改變其對香港革命性的影響。正如東歐各國於1989年的反共革命，群眾並無動用軍火，亦無經歷大規模的暴力。
革命無須暴力，運動亦未必和平。五四運動時，學生火燒趙家樓，又痛打外交官章宗祥。即使採用和平的手段，馬丁路德金也認為公民抗命要「擾亂城市正常的運作」，策劃「對經濟有重大的衝擊」的直接行動。馬嶽指出，世界歷史上的經驗顯示，如果溫和的手段未能奏效，「最自然的後果是抗爭者會將行動升級，直至政權不能不回應為止。」惟泛民卻是反其道而行，違反政治運動常理。泛民為中共積威之所劫，今日開放金鐘道，明日容許公務員上班，日削月割，以趨於亡。是以「雨傘運動」破滅，弊在賂共。
黃之鋒說：「你沒有一個死的心理準備，就不要說自己在搞革命。」然而，即使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也要有人願意付上死亡的代價。甘地發起食鹽長征，數千群眾任由警察揮棍毆打，結果至少兩人死亡。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最後亦被暗殺，為自己的信念犧牲。九．二八當晚，即使軍警亮出長槍，佯扣扳機，祭起「速離否則開槍」旗幟，數以萬計的香港人面對死亡威脅，仍然選擇留在街頭，保衛香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香港市民，早已用行動回應了黃之鋒的質疑。
即使如黃之鋒所言，某些「革命是要軍火的」，但革命的意志，比軍火更為重要。惟觀乎泛民之流，毫無抗爭鬥志，即使有金主提供每人一支 AK-47，根本不敢用，只怕會繳械投降，有如劉曉波在天安門前砸爛槍支。1989年六四屠殺後，香港有人說要捐款買軍火，司徒華當時「強烈壓下」相關意見。反觀韓國1980年的光州起義，憤怒的民眾攻進警署，取得槍支和武器，與軍警對峙。2014年烏克蘭革命，民眾以玻璃瓶、汽油、酒精及塑膠等簡單素材，製成汽油彈與警察周旋；革命成功後，其政府向阿拉伯聯合國購買軍火，英、美也派遣武裝部隊協助訓練烏克蘭士兵。志立則道生，抗爭者只要有革命的志氣，自然會找到方法，以獲取所需武器和資源。
再者，基於香港自身優勢，港人搞革命，根本無須軍火。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看似強大，實則對香港投鼠忌器，這就是香港最大的籌碼，也是香港的革命本錢。中共債務危機深重，亟需大量資金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一直以來，香港都是中共中資不可取替的提款機。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來源，包攬全中國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47.7%；過去20年，中資在港集資超過29,107億，上海A股則欲振乏力，中共要從事金融套匯，籌集資金，除香港以外根本別無他選。烏坎村村民用磚塊擊退軍警，中共尚且不敢開槍鎮壓；更何況香港是中共權貴的金庫，也是貪官洗錢外逃的中轉站，中共焉能承受香港經濟動盪、信心崩潰、外資逃離、資金凍結等致命風險？
中共依賴香港，多於香港需要中共，此點港人務必認清。香港是中共不可取代的金融活路，也是貪官保存與轉移財產之地。明乎此，則香港人只要以香港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癱瘓社會齒輪，誓不退讓，中共是無可奈何的。有論者指暴力並非示威者專長，但由於香港位居金融要衝，警察被武力封頂，抗爭者只要加以訓練和裝備，足以與之匹敵。雨傘革命時，警察清場所動用的最高武裝配備，只是一條短棍，連催淚彈也不敢再用。據SocREC報導，去年旺角清場時，「警察於山東街嘗試推進入彌敦道不成功，並有雜物從人群擲出，最後警察後退。」今年3月，一名打劫鐘表店的持槍劫匪已令整排警察變得如鵪鶉般不敢妄動；警察之欺善怕惡，實在可見一斑。警察不過是貪生怕死的僱傭兵，面對敢動真格的人民，也要退避三舍。壓制人民革命的，不是因為沒有軍火，不是警察的武裝力量，而是自我繳械的投降主義，以及「和理非非」的心理枷鎖。
（四）和理非非畫地為牢 抗命自首屈從惡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泛民卻是「自殘不息」，認為「應該坐低畀警察扑」，最好打到流血，以作道德感召。泛民過去一直在散播「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剝奪港人鬥爭意志。用馬丁路德金的話來說：「我對溫和派感到極度失望，他們執著於秩序而多於公義。他們寧取壓抑衝突的消極和平，而放棄彰顯公義的積極和平。」去年10月初，雙學曾提出衝擊禮賓府及堵塞花園道，然而卻被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喝停，說「我們不要衝擊」。人民打爛一塊不義議會的玻璃，泛民立刻譴責，說破壞了和平。懼怕衝突的泛民，已經成為港人「奔向自由的巨大障礙」。「你有武力而選擇唔打，先叫和平。如果你根本唔夠人打，嗰啲唔叫『和平』，係畀人恰咋」，去年鎮守旺角的十三哥如是說。能戰方能和，抗爭者要武裝思想和行動，才能捍衛彰顯公義的積極和平。
將理性和非暴力硬性捆綁，是惡毒的思想植入，彷彿抗爭行動一旦稍為激烈，就是不理性了。然而不少學者正是持理性抉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認為人們會衡量利害得失後，參與政治抗爭中的激進行為。如果人們認為激烈抗爭後，會帶來個人物質報酬和心理回報，或者有機會改善貧富懸殊、政治腐敗等問題，增進整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激烈抗爭便是理性的抉擇。面對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港共政權依然以「北韓有真普選」等言論回應，已經完全違反理性。當一切理性和平的對話之路走盡，再走下去已不是理性，而是執迷不悟。
抗爭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感性的力量，因為支撐我們抗爭下去的，是超乎理性的信念。面對兵臨城下的入侵者，我們的理性可能會說，何不移民逃出香港？然而，我們最終留下的抉擇，是源於我們對香港真實的感情，對腳下土地的鍾愛。我們不願看見赤寇入城，毀我家園，香港就此沉淪，這是超越理性的情感和信念。是以雨傘革命時，旺角出現關帝廟和耶穌教堂，給予抗爭者來自神靈的超自然力量；便如《美國獨立宣言》中，人民捍衛「造物者賦予的權利」，依靠基督信仰爭取自由。現時「非理性」往往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彷彿理性便是好，非理性便一定是不好。然而，我們不是純理性的經濟機器，我們是具有血肉之軀和真實感情的人。
抗爭不應排拒一切形式的暴力，而是應該分清什麼是具正當性的暴力。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廷，被盜賊襲擊用暴力自衛，這些暴力都有其正當性。正如耶穌說：「我來乃是叫地上動刀兵」，為與邪惡進行殊死爭戰。手無寸鐵的人民被警察毆打，為自衛而動武，是應有之義。香港立法會被功能組別盤踞，是不義政制的一部分；人民為求癱瘓不義議會的運作，使用暴力打爛玻璃，也合乎正義。
誠然，激烈行動的參與門檻較高，未必適合所有抗爭者。環觀世界各地抗爭的經驗，溫和激進兩翼理應互為掩護，一派冀吸納主流支持，一派以行動脅逼政權。例如台灣太陽花運動，當數百名行動者攻入立法院，外邊就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包圍聲援。然而，香港的情況卻是相反。當行動派企圖衝擊立法會或龍和道時，溫和派反會組成人鏈阻止，甚至動用輿論譴責行動者。香港目前的抗爭是陰柔過剩，忘了「自強不息」的乾卦，只記得「厚德載物」的坤卦，一味意圖道德感召。如果泛民要自我捆綁，作待宰羔羊，向獨裁政權獻祭，悉隨專便，但請勿強制其他要來革命求變的人民，跟你們一同自虐。佛陀割肉餵鷹，當屬慈悲；強制世人仿效，便是霸道。
香港明明未有民主，泛民雙學卻假戲真做，將本身只適用於民主社會的公民抗命，用以對抗獨裁殖民政權。羅爾斯的《正義論》明言：公民抗命是設計予「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不適用於所有其他政體」。羅爾斯認為，於民主國度，絕大多數的法律都是合憲合義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要承擔罪責，以示尊重法治。然而，香港根本不是民主憲政社會，《基本法》從未經過民眾授權。在港共政權的獨裁統治下，沒有一條法律是合乎程序公義的。因此羅爾斯要求抗命者承擔罪責的前提，在香港根本完全無法成立。《基本法》中有不少源自港英殖民時期的惡例，例如根據《公安條例》，只要有三人以上聚集，即屬違反「非法集結」罪。如此荒謬絕倫的惡法，有何值得尊重？拒絕屈從不公義的法律和相關刑責，實乃香港人的道德責任。
哈維爾說：「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了這個制度。」泛民雙學卻彷彿幻想自己是身處民主社會的公民，漠視港府是殖民獨裁政體的事實，這便是與謊言為伍，完善了港共政權的制度。因為主動自首被捕，承擔惡法的罪責，是變相承認了《基本法》的正當性，維持了香港目前不義體制之穩定。
身處獨裁社會，便用對付專制政權的手段，這便是活在真實當中。羅爾斯明言：「當社會的基本結構被認為是如此地不正義，或者大大偏離了它宣揚的理想，人們就必須準備走上激進的，甚至革命的道路。」
（五）革命義戰道德底線 抗爭當用軍事思維
哲學家洛克認為，「越權使用暴力者，即成戰爭狀態中的侵略者」。中共對港發起殖民戰爭，港共政權亂棍打傷市民，早已向港人宣戰。香港人是被逼動武自衛，捍衛家園。以往港人抗爭，總被一群自稱「左翼」的社運人士指指點點，說要遵從一些道德門檻極高、龍門任搬的社運倫理。然而香港既失陷阿修羅道，抗爭當以戰爭倫理思之。本文嘗試拋磚引玉，以正義戰爭理論應用於香港的抗爭，粗略描述一個行動者可供參考的倫理框架。
這裡說的正義戰爭，當然不是指動用飛機大炮的現代戰爭。由於香港現時的抗爭衝突中，警察和示威者都要避免殺人，以免在道德或輿論上失利，因此雙方均無法動用大殺傷力的武器。相反，警察動用短棍盾牌，抗爭者配備頭盔護甲，正是中世紀的戰爭模式。即使是催淚彈和水劑，也類近古代的煙熏火攻與毒液水箭。因此，香港人於反殖抗暴時，採用義戰理論，正是恰如其分。
義戰理論的第一部分為出戰正義原則（Jus ad Bellum），界定容許武力抗爭的條件，謹列如下：
一、正當理由（Just cause）︰此即所謂「出師有名」。香港人為反抗中共殖民侵略而進行自衛、幫助他人防禦警察攻擊毆打、保護無辜者不受暴政迫害等，都是訴諸武力的正當理由。
二、正當意圖（Just intention）：香港人抗爭之首要目的，是為了糾正殖民暴政的不義，解除壓迫，締造民主制度下的和平。
三、最後手段（Last resort）：香港人過去接近30年為爭取民主，已經窮盡遊行靜坐、請願談判、參與諮詢、堵塞道路、公民抗命等種種和平的手段。中共卻依然封殺普選，撕毀社會契約，更發起殖民侵略，主動對港宣戰。香港人是逼不得已才訴諸武力。
四、成功機率（Probability of success）：本文一直強調，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亟需大量資金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無法承受在港開槍鎮壓的經濟崩潰。港人只要以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誓不退讓，便可見勝利曙光。
五、比例規則（Proportionality）：規定抗爭帶來的整體好處，必須大於壞處。港人若抗爭成功，則可民主自治，免被中共滅族，而代價如果只是傷了朝廷鷹犬的爪牙，爛幾塊玻璃，可算符合條件。
義戰理論的第二部分，為戰時正義原則（Jus in bello），一般規範戰爭進行中可接受的手段，諸如不使用國際法所禁用的武器，盡可能減低對平民不必要的影響。其中適用於香港抗爭的，是區別對待規則（The discrimination requirement）─抗爭時必須區分侵略者和無辜者，要盡量避免誤中副車。
誠然，在香港被殖民的環境下，這樣的區分是困難的。例如個別的新移民可能是無辜的，但輸入大量移民卻正是殖民侵略的一部分。由於在香港進行殖民侵略的，正是被部份大陸人把持的中共，因此香港人的反殖鬥爭中，倘若摻有族群衝突，實屬必要之惡，正如南韓人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時，無可避免會與日本人衝突。況且，不少大陸人抱持「若非中共照顧，香港完蛋」的殖民主心態，去年更有大陸人支持暴政鎮壓和平集會的學生。這不是鼓吹種族仇恨。大陸人若支持港人爭取民主，或同情香港被中共殖民的境況，他們便是我們的戰友。反之，主動攻擊示威人士的藍絲帶，無論是大陸人或香港人，抗爭者都有正當理由，動用武力自衛還擊。所有矛盾的罪魁禍首，當屬港共暴政和中共殖民政權。暴政的高層官員，毆打市民的警察，策劃中共殖民侵略者，有份剝削壓迫港人的權貴，此等人築成了殖民專制的高牆，倘若成為抗爭者的目標，乃屬罪有應得，與人無尤。
過去香港傳統社運從不以戰爭思維策劃行動，致令示威者尚未與警察衝突，便已落入下風，今後抗爭者應以此為戒。「兵者，詭道也」，學聯去年11月包圍政總的行動，早在升級前數天便走漏風聲，令警察有充足時間部署，便是兵家大忌。政總本身用厚水泥板、鐵柵和飛機鋁等作為建築材料，裡邊設下重重關卡，是易守難攻的軍事建築；抗爭者若無仔細的事前組織和行動計劃，強行佔領如同以卵擊石。禮賓府居高臨下，附近無水無糧無廁所，更是抗爭死地，只宜速攻，不可久留。由於警察等級深嚴，採用由上至下的決策模式，兼且裝備沉重，其弱點便是欠缺機動性。抗爭者若能採用游擊戰術，到處擾亂社會秩序，即使只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等和平手段，亦可增加不義政權的管治成本。只攻不守，攻完就走，蒙面衝擊等過去備受指責的手法，只要符合上述義戰倫理，便可成為合理的類軍事行動。
中共對港發動了沒有硝煙的殖民戰爭，港人要麼負隅頑抗，要麼從此滅族。革命抗爭，抑或赤化沉淪，就在港人一念之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