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港.利東街.天星碼頭 (這篇文章刊載在明報)
天星保衛運動絕非從天而降，它承接發生在過去幾年的兩場社會運動：一是利東街社區保存運動；另一則是跟天星事件淵源甚深的保護維港運動。因此，它是同時代的社會運動之間的橫向傳承，保存利東街、反對填海、保衛天星，這三者共同構成了劃時代的新本土視野。讓我先從利東街和天星碼頭的身世說起。
誕生於五十年代天星和利東
無獨有偶，利東街和天星碼頭一樣都是誕生在半世紀前的戰後香港社會，前者身處在當時殖民政府在規劃上甚少介入的華人聚居之處，於是你可以在舊灣仔的街和街之間，看見一排排風格不一的唐樓(教科書上唐樓又稱中國式房子 )，和庶民百姓怎樣在這個借來的地方為了謀生，而沿街自行營造了如盒子般由一格格檔販組成的地攤市集；反過來，後者則是殖民政府精心規劃出來、風格相似而又平易近人的碼頭、廣場和大會堂建築群，它們和維多利亞港匹配地活在一起多年。
接近半百之後，利東街孕育了社區關係綿密的街坊鄰里，和象徵本土經濟的喜帖街；另一方面，天星碼頭由於其既接近政府總部、又人來人往的公共性格 (特別是海底隧道通車前 )，除了孕育出都市人甜密的愛情回憶外，它也是多場本土反對運動的聚合宣示之地。
然而，這兩個既能說明我們身世、在重建前依然熙來攘往而絕不古舊的地方，卻同樣遭到淘空鏟走的命運，它們面對著共兩個共同的敵人：一是政府有口無心的諮詢過程；另一是地產發展對人民生活空間的侵蝕。
命運共同體，從諮詢到決策
市建局就著自己的利東街方案進行了一種「行人止步式的祕密諮詢」：首先，三吋厚的規劃諮詢文件只有一頁用中文寫成，其餘全是英文字版本；其次，諮詢時間全長三星期，僅十五個工作天，且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進行；最後，全港僅有兩份分別存放在沙田和北角的諮詢文件。因此，今次市建局的所謂諮詢旨在向不懂英文、需要上班，又居住九龍的大部份香港市民傳達一個訊息：諮詢與你無關。 (筆者按：由於怨聲載道，市建局在諮詢期行將結束前倒數的第二十個小時，終於向城規會交出了簡化中文版規劃文件，但並無承諾延長諮詢期。)
另一方面，在中環填海計劃的爭議過程中，民間團體過往一直指出政府推行的則是另一種「轉移視線式諮詢」：表面上強調填海拆天星是為了解決交通擠塞問題及綠化海濱地帶，但事實是，政府將會在未來的填海地上築建多座巨型綜合商業大樓、超級購物中心以及大型停車場，在這樣情況下，一般市民在政府宣傳的遮蔽下無從了解真相亦無從參與。這部份地解釋了孫明揚為什麼收不到反對意見吧！
中環的維多利亞港，無論是作為香港的文化象徵抑或世代共享的自然環境，她在中環第三期的填海工程仍是無法倖免於難；而在下環的老灣仔，承載著綿密社區網絡、 本土特色及庶民經濟的利東街，在市建局最近出籠的方案中亦無險可守：和上段提及的中環新填海地上的商業發展相似，當局決定全數拆毀社區及其唐樓、喜帖業和網絡而建四層高購長型物商場，再建數棟幾十層高豪宅。
由此可見，維多利亞港和利東街幾近是命運共同體，她們的保衛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填海或重建並非如政府所言是為了公眾利益，那其實是一籃子的地產商業發展。
這使我想起 <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作者 Jane Jacobs批評城市規劃為原來社區帶來破壞時所用的比喻：話說古時西方醫學有所謂放血療法，即認為醫生只要在病患身上抽出帶有「邪氣」的血，患者就能痊癒，結果是將健康、支持生命的血當淤血抽走，人愈醫便愈蒼白虛弱。當下的城市規劃正是如此捉錯用神地破壞市民的生活空間，把流在城市裡重要的「血」拆掉抽走。
從「補償」到「保衛」的本土意識
天星保衛運動開啟了一種新本土視野，意欲擺脫各種自上而下的官方本土想像(如在利東街和大會堂對出的新填海地上築建格格不入的巨廈高樓式規劃)，重拾香港人的主體性，既補充又繼承了過往的社會運動。
社會學者呂大樂有關七十年代城市社會運動的研究指出，那個年頭都市發展的矛盾根源在於：和今日相似，為了將位於如中環、灣仔等商業中心區的士地出賣給大發展商，導致多場政府操刀的清拆、遷徒行動，當年的英殖民者，甚至會動用催淚彈。
當推土機為市民的生活空間帶來破壞的時候，政府就以金錢賠償和安置(其實relocate在重建中既適用於人，在保育上又適用於文物的)進行「補償」，就像一個目中無人的紈褲子弟破壞了人家的東西後不可一世的說一句：「最多咪賠番比你囉！」面對如此政府，社區組織者的反應則是進一步爭取最基本的「合理」賠償與安置，例如，不讓政府將原已喪失家園的市民「安置」至社區設施缺乏的偏遠地區(放在今天的文物保育中，則是防止皇后碼頭從天星、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及基座的殖民者登埠的海岸線五馬分屍出來)，又或是爭取足夠繼續生活的賠償金額。
當年的社區運動，企圖創造一個在城市資源的分配上較為平等公平的「本土社會」。然而，在這種構想中，社區家園的喪失是前提 ，官方的「補償」邏輯始終在作祟。這是一種保險業式的賠償邏輯：用金錢計算受保者的損失，譬如替病了的客人計計醫藥費，但醫藥費用的賠償不等同健康的維護。
我想，這就是保存利東街、反對填海、保衛天星的運動中「保衛」二字的重點所在：這標誌了一種從「補償」到「保衛」的邏輯轉型。「保衛」的訴求預設了某些範圍的東西若破壞了則無法交換、不能補償，是本土社會的身份及尊嚴所繫，也是公民對城市生活權利的伸張，如天然的海港，或承載庶民生活經驗的利東街，它預示了人們期待一個重視環保及草根生活的城市的到臨。這就解釋了何以會有大量的文化人分析家、老師教授、學生研究員和一般市民來到碼頭、進入舊區，通過創作展覽、口述歷史、社區旅遊等方法，重新為既存的庶民生活和城市空間重新賦予意義和歷史的厚度。
擺在新一階段的本土民主運動前面的課題是，官商聯手策動的一場空間之戰：由地產財團主控的經濟空間對文化歷史地景、社群生活空間及海港自然環境的破壞和剝奪。在這個背景底下，我們主張：奪回人民參與規劃自己的城市生活空間的權利，以及保衛和發掘這些空間所蘊含的文化、歷史及社群生活意義。
後記：記憶隨身
編輯找我寫這場運動的縱構橫承接，筆觸還是去不到天星之後我相當關注的課題：集體記憶。
誠然，今日城市規劃引發的問題沒錯是一個記憶問題，不過不是官方那種。把文化視作死物硬件，抹去原本豐富的生內容，從殖民統治者到回歸後特區政府全無二致。殖民地的傑作包括人跡罕至的李節花園的仿真實唐樓的假平面牌樓，今天則是保存皇后碼頭部份組件聊以紀念的重置安排。然而，這完全是一種蔑視生活的文化戀物癖：就像一些只會看重異性性徵部位、患有性器崇拜的男人無能從更多方面去欣賞一個完整立體而有靈魂的人一樣，政府也看不見文化保存裏人和生活的重要性。
事實上，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受到輕視絕非缺乏找物件作悼亡的儀式，畢竟我城遍地都拆毁後的紀念碑。真正的問題是，在這個城市急速急新的暴政中，人們的生活都只能成為記憶。
這種情况常常發生在利東街，在那裏居住了五十年、最後一戶被迫遷出的甘太只是其中一例。她可以如數家珍的細訴自己小鋪子和街道上過去現在街坊鄰里的大小事情，病了的時候沿街遇見都是問候的聲音，她說過：市建局為何要將自己從這個和諧社區遷走。縱然她可以指著日後商場林立的利東街，幻想舊時面貌繼續回味，但這個地方已不再是屬於她的了。
有一天，這裡的人可能再認不出自己生活的地方，原來的生活無法延續，本來的記憶也無以為繼，我們熟悉的環境跟身處的現實繼續彼此分裂。這才是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