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我和王丹、王軍濤等一批海外的朋友共同發表聲明，支持香港佔中三子計劃發起的和平佔中行動，對北京給香港訂出的假普選方案堅決說不。
9月下旬，佔中行動提前啟動，其規模之大、聲勢之大，遠遠超過預期。其中，以香港學聯和學民思潮為核心的香港學生扮演了先鋒和主力的作用。順便說一句，早在前年，2012年的9月，我就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評論「後生可畏，後生可愛」，向廣大聽眾和讀者介紹過當時年僅15歲的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
看到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英勇抗爭，我們都感到十分振奮，但與此同時也不能不深感憂慮。那幾天，好幾個朋友問我會不會發生六四式血腥清場。我回答說，這種可能性很小。我在推特裡寫道：「當局的盤算也許是，不讓步，也不開槍，對民眾的要求就是不理，等人潮消退，秋後算賬。」
需要說明的是，和平佔中是公民抗命，參與者故意做出違反法律的行為並甘願接受其法律後果。這就是說，事後追究法律責任是難免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勢下，受罰的輕重，特別是它造成的社會效應卻可以有很大不同。
搞得好，抗命者受處罰的會很少，受到的處罰也會很輕，甚至只是像征性的受罰，由抗命行動激發出的民眾熱情會很好的保持乃至進一步強化；搞得不好，抗命者受處罰的會比較多，受到的處罰會比較重，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嚴重地挫傷民眾的信心與士氣，強化反民主勢力的地位，從而導致整個形勢的倒退。
因此，佔中行動將如何收場，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問題。盡人皆知，佔中行動面對的不只是港府，而是中共。既然我們不能對中共抱多少幻想抱什麼期待，我們就只能考慮，我們民運方面應該如何行事。
八九民運最沉重的教訓之一就是，民運方面未能做到「見好就收」。在50多天的時間裡，不止一次出現過大好的時機，可惜都被錯過，後來形勢惡化，但至少還可以避免更壞。在這些關鍵時刻，都有很多人提出撤離廣場，轉為其他方式抗爭的正確主張，令人扼腕的是都未能實行。
導致六四悲劇的原因之一，從民運自身檢討，那就是民運沒有建立起自己的退場機制。民運好比一輛只有油門，卻沒有剎車的汽車，除非它幸運地一戰而全勝，否則就無法避免車毀人亡的結局。
誠然，要民運建立起自己的退場機制並非易事。因為佔中現場－－如同天安門廣場－－是開放的，誰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群眾組織不是軍隊，不可能對自己的所有成員做到令行禁止；再加上運動中有很多民眾是自發參加的，不受幾個發起人和發起組織的約束。有些時候，大多數抗議者都認為該撤了，只有少數人堅持不撤繼續留守，而多數人不好扔下這繼續堅守的少數人不管，於是只好遷就他們，這就形成了如八九時吾爾開希說的廣場上是「多數服從少數」，也就是少數激進派強佔主導的尷尬局面，最後是大家都陪著這少數激進派一齊倒霉。
盡管建立退場機制有很多困難，我們還是非建立不可。其實這事也不是像想像中的那麼困難，一位曾經積極參加八九民運的學者就說：「只要我們帶頭的組織宣布撤，那就算撤了。」剩下還會有人不肯撤，那已經無礙大局；因為當局就再不能以恢復秩序的名義去打擊運動的主體了。而只要運動本身能成功，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其他人，包括那些堅持不撤的人。
鑒於中共政權的專制特性，鑒於目前國際社會不能對之實行有效的制裁或約束（如果你不把它叫做綏靖主義的話），鑒於在眼下大陸還不可能發生強大的民主運動，港人抗爭不可能大獲全勝，而只可能取得有限度的成功，因此，運動必須能在適當的時機收場，否則必敗無疑；因此，退場機制不可或缺，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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