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補選，是源於2016年選舉，正在還柙監房的梁天琦因中共政權打壓而被拒參選。梁天琦其後選擇加持梁頌恆令他成功當選，但梁頌恆在宣誓釋法後和游蕙禎被撤銷議員資格，引起應屆立法會第一次新東和九西的補選。後來，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四名議員亦因宣誓釋法而被撤銷資格。在中共眼中，港獨、自決，有光譜差距，但都是「非忠誠的反對派」，和其眼中「忠誠的反對派」（例如反對一黨專政但接受基本法框架下一國兩制的安排、不認同港獨）不同。留意，是由中共角度對民主派的理解（參見劉兆佳近著）。這理解對姚松炎可能有點無辜。姚氏和朱凱廸在城市發展、永續、環保等議題有共鳴，但在香港二次前途問題上未有強烈取態。但無論如何，這次補選，是中共打壓其眼中「非忠誠反對派」的產物。
初選各派，由本土到傳統泛民，均有參與民主動力的協調會議。但演變至今，本土派漸行漸遠、傳統泛民和自決陣營亦因初選機制，尤其是替補機制安排上出現矛盾。此中矛盾的核心之一，就是政權設下「確認書」和「DQ」的兩道板斧。政權明刀明槍，憑藉其隨意的權力「格殺」任何一個、尤其屬於「非忠誠反對派」的候選人。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固然要全力支持已報名參選的民主派候選人，但不考慮如何應對確認書，其實相當幼稚。初選機制，已有作出應對。應邀方案的優劣，在初選結果和往後爭議已表露無遺。
如何應對確認書，其實是對中共是否繼續大力打壓「非忠誠反對派」、以及民主運動抵抗力的評估。認為馮檢基即使得到參加初選的正當性仍無法勝出補選，關乎評估目前民主運動的實力。雨傘運動後的動員低潮仍然是常態，即使東北十三子和雙學三子入獄後的遊行有相當多人參與。後來民主派和不同議題上無法有力動員群眾，亦是現實。民主運動抵抗政權和凝聚市民的能力仍在逐步恢復元氣。故此，任何可以重新凝聚市民和重整民主運動的政治機會，都是要把握得宜。三月補選，就被視為一次政治機會。
這次補選，意義上是一個變相公投。全取四席的意義，可以是「反對政權剝奪異見者參選權」或「反對確認書及撤銷議員資格」這單一議題的信任票。相比起當年五區公投，這議題其實更實在和迫切（我仍然對「盡快實現真普選」一議題有保留）。當年造成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的因數，和今次補選相比，實在不同。如民主派全力助選，整合一個清昕的變相公投議題，那麼，誰人出選，本來就沒多大分別。當然，變相公投不是真正公投，民眾可能都會重視參選人的質素和能力，以及對長年參選的「老人家」不滿。但愚以為，選民是否會因為馮檢基或袁海文替補就不會投票，其實相當視乎民主派如何操作是次選舉的議程，建設能動員群眾的論述框架（motivational frame），繼而等待對手犯錯（例如律政司）。而是次補選，就是親北京陣營和民間的民主力量直接較量的時刻。
論者或反駁，政權一向意見接受，態度依舊，那麼變相公投，豈不只是抗議而已？那說到底，修改議事規則後的議會，民主派儘管要百倍奉還，但討價還價的能力已大不如前，議席多寡、分組否決權，都是抗議的表現。如果在選舉論壇糾纏於地區政策，就會矮化了是次補選的政治意義。不過，如果變相公投的議程打動不了支持民主的市民，那麼我們就要深刻反省、痛定思痛，因為作為組織者，絕不應怪責群眾。不過，目前民主派能否在短時間內重建合作基礎，將補選扭轉為一個公投式的政治動員，仍然是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