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不僅是獨媒創辦人的一通電話，更多的，是我近年的心願。
新媒體快速出現，傳統媒體即時受到挑戰。當中所指，還不僅是網絡的便利性降低了傳統媒體的閱讀率，也不僅是廣告商的大餅逐漸被新媒體瓜分了，對於一個記者，或是像我，一個新聞系出身的記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課堂上教科書的東西，不斷被否定，所謂的「新聞專業」的神主牌，開始搖搖欲墜。到底，傳統媒體人踢到的石頭，在新媒體，又是什麼境況？
獨媒內部開會，絕大部分朋友來自不同領域，有關心勞工議題的、環保的、藝術的、城市規劃的、人權的、老人的、動物生存的，獨獨，所謂的新聞科班出身，貓狗一、二。然而，這有哪麼的重要嗎？學校裡，尤其是留美回來的老師，常常將「客觀」掛在咀邊，似乎那是新聞系學生的身份證，不客觀，就叫「偏見」、「誤導」。但在傳統媒體工作久了，就會發現，那只是一匾懶惰的招牌，它會讓傳統媒體的記者和編輯為了所謂的「平衡報導」而疏忽新聞事件本身的深度，在「各打五十大板」的情況下，使新聞報導只停留在事件的表層。
如果用這種美式傳播學，來檢視近日寫菜園村的阿迪，寫村選舉的一蚊健，甚至是寫「將軍澳──藍田隧道」的Michelle和我，我們的報導，都是不專業的。試想想，阿迪一方面是獨媒編輯和特約記者，一方面直接參與保衛菜園村運動，還搞到被人「撻」在地上，這是哪一門子的「專業」？又或是我，參加油麗村居民大會時，不時還向不了解的居民介紹未來隧道的走線，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工程（雖然我也不過剛了解）……獨媒記者和編輯這種「介入」，被傳統新聞學老師批頭痛罵，但對挑戰傳統媒體的誤區和惰性，卻是非常必要的。
五年前某一天，我打電話給在法國的老師，師母說：「學校停課了，老師帶著學生去遊行啦！體驗教育嘛！」那時，Sarkozy政府正趁著聖誕假期後大家還沒回神，偷偷及匆匆通過了新修定的《青年就業法》，允許二十名僱員以上的企業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的年輕人時，在開頭兩年，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將之解僱。老師帶著學生去遊行，在法國司空見慣，從六八學運一直到今天，但香港呢？澳門呢？老師不是被暗示或指示，不得領著學生上街，就是因為教育制度和政治壓力而對社會運動視而不見。如果說，老師的「介入」，是讓學生「體驗教育」，那麼，記者和編輯的「介入」，是不是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讓讀者體驗新聞（事件）的模式。如果沒有阿迪，我們大概不了解，公權力和大財團是如何橫蠻對付手無寸鐵的菜園村居民和支持者，更不會想到，在菜園村現場對峙的，都是老百姓：村民、支持者、保安和工程人員。一般讀者看到的圖像，可能只是十數「滋事者」阻撓政府部門執行工作，又或是，像《明報》的社論，指出《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卻沒能深探，這種「特殊」，本來是一種基本權利，一種人們不同意任意改變既存生活的權利，這種權利，甚至應該超越「平衡報導」本身。然而，傳統媒體的編輯部，卻將這種權利視作「特例」。他們沒有視野和批判能力，超越當前的政治經濟觀和法律觀，也不會看到在背後微笑的那夥人。
當然，新聞學院的課程也不是一無是處，起碼，有部分基本的傳播原則，是必須的。獨媒內曾經有朋友期許，往後可以更著重於「媒體」而少點「社運」味道。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記者和編輯在報導或撰文時，應收集和掌握準確的資料，包括時間、地點、人名，相關數字以及事件過程的先後順序等等。當新媒體出現，公民記者熱熱切切的今天，一篇有說服力的報道，首先可能不是科班出身與否，或主觀客觀的差異，而是回歸到新聞報導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引用資料的準確度的問題。然而，今天媒體講求速度，記者往往為了使內容更豐富，希望多加入具體內容，卻又在時間的催谷之下，沒能再三驗證，這也許是新媒體記者們往後要面對的很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