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之間的關係其實一直在變，發展到今時今刻，無疑是中國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自從零八年國家發表《珠三角地區發展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在後金融海潚時被納入整個國家城市系統來定位，從而服務中國產業佈局昇級；現在我們亦將進入所謂「後政改年代」，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三十年來香港政治時間破滅的失序時空，將會長時期停留作一個充滿金融資本利益的偽民主政體，比起過往政制民主化問題，未來香港政治爭議的構成將更大程度屬於這種新中港城市的論爭，局勢使然，無處迴避。
有人會說今日中國已「走資」，但其實在城市發展的邏輯上中國仍相當國家社會主義，思維依舊是毛澤東所說的「全國一盤棋」：任你一個城市充滿著無限差異及潛能，在天朝腳下的城市都只是一隻強制被國家安排某種功能的棋子，服務國家的全局。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的功能只是被國家分配作一個實現中國崛起的金融服務都市，亦即梁振英自我理解為的「超級聯繫人」(又稱「萬能插蘇」)，直到能被上海及前海取締的一天。
香港一旦進入了這套國家城市中的層級系統，別以為這種高度簡化的功能分配只是對香港一個冠名而已，它事實上將會帶來香港仍然未有認真理解，但部分已經發生的數個後果：
後果一：自毀城市功能。整個城市變成服務國家任務的工具，在將自身工具化來服務國家功能的過程中，不斷去掉自己各種原有城市功能，削足適履。例如香港要作為中國消費信心破產的緩衝區下，大量的自由行及水貨活動破壞了常稱為「社會軟實力」的小店、工藝與社區文化；又或者國家定位了香港作為中國資本「走出去」的「練兵場」，政府不斷開動超支大白象大型工程讓國企有更多「練兵機會」，從而掏空香港庫房及奪走各種民生工程資源的分配功能。舊的城市功能日漸衰退，新的城市資源被利用來貢獻國家。
後果二：金融穩定壓倒一切民生。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國家必然對既有金融系統進行嚴密的操控，將金融當作國家安全考慮而凌駕一切社會民生範疇。例如為了長期維持金融穩定，城市政策將誓死捍衛與金融共生的地產霸權，更遑論花資源為下一代設想的經濟轉型問題，浪費香港青年黃金時機與青春；城中的房屋發展、城市空間使用及人口政策，亦將愈來愈向金融靠攏，而香港市民將要承受當中惡果，包括樓價癲狂、貧富懸殊、經濟壟斷、土地分配不均等。
後果三：香港將要承受中國超速發展時創造出的「新災難」。例如中國劣質現代化過程出現的毒菜與瘟疫。此外，當香港成為中國資本輸出的主要共謀，中資在未來「一帶一路」地區或世界各地惹起的仇恨與爭端無處宣洩，最後將會由香港埋單，到時亞洲版911襲擊香港國金或城市其他地標將不難想像。
在這種新中港城市政治格局中，無論是振災捐錢、工程基建、教育政策、生活資源、地區發展等事務，原屬城市的內部政策將會愈益捲入國家與城市、中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決策、利益與干預當中，無論孰好孰壞的固有城市價值，都會逐漸被全面撫平及轉化。與此同時，改造城市地理佈局、2047大限論等城市大政治，將必會被設定成為未來香港問題的主要政治爭端。到時候，我們的城市爭議再不是挑不挑選所謂「中國因素」作為問題的論述框架，選擇的就只有是要為城市問題說一套怎樣的中港論述。
現在亦可預視的，是香港的在位者只會是懂得奉迎上主的二等政客，將毫無希望能為香港在新中國城際政治中成為遊戲的贏家，加速城市之死亡。而且當中國非民主體制政權風潮一轉，城市發展方向就會突然失焦，不知所措。如近日中國反貪，被納入中國城市系統已足足十五年的澳門，跟車太貼，一下子經濟就會比烏克蘭更糟糕。
無論你是大中華還是本土派，作為一個有正常判斷能力的普通人，都應反對這種將引發難以承受的城市問題、損害城市自主的國家社會主義規劃框架，而這種爭議將會比起香港過往民主運動，在往後引發形式更多且更廣泛的在地鬥爭。中國官方學者強世功說得很對，香港人就是連對手是怎樣也沒有深入研究，從今日起香港就應開始追蹤中國對香港的凝視，看清當中利害關係，這種「香港被規劃」反過來或者能成為議價籌碼，香港人才能看得透、玩得起未來風高浪急的新中港關係。